□易志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倾向于将自然当作取之不尽的仓库和随意排放的出口，生态危机由此内生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中，最终导向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若以这一视角审视当下，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分辨：有些“绿色”在尝试修补这一断裂；而有些，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延续旧有逻辑。

放眼全球，2025年，一些行业巨头因其绿色主张与商业实践之间的落差而站上被告席。这些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个别企业的“翻车”，而是因为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趋势——当“绿色”成为新的竞争语言，环保就不再只是治理目标，它同时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包装、被交易、甚至被套利的资源。

如果把这些都简单归结为“漂绿”或“欺骗”，反而容易忽视更复杂的现实。当下的绿色实践，并不是单一面貌，而是混杂着转型努力、制度探索与资本策略的多重形态。与其急于贴标签，不如先问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哪些“绿色”是真的在改变生产方式，哪些只是改变了说法？

在当下的企业竞争中，“碳中和”已经成为一张重要的名片。但这张名片如何制作，往往存在不小的弹性空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24年对51家（包含19家外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销量领先的车企评价显示，50家车企公开做出气候承诺，但仅39%公开披露供应链的排放数据，25%披露包括供应链在内的减排目标。10家新能源车企中，测算并披露供应链排放的比例不足5成。企业在披露减排数据时，更倾向于展示表现较好的板块，对供应链上游的高排放环节则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披露”，未必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虚假陈述，却足以影响公众对一家企业环保表现的整体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碳核算本身确实存在客观复杂性。从直接排放到间接排放、从组织边界到供应链边界，各项标准与技术方法仍在不断完善之中。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近年来正在加快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要求企业对从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运输、使用到最终废弃或回收的全过程碳排放进行核算和管理。2025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2025）》，标志着这一体系已从顶层设计走向全面推进。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印发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引》明确提出，计划到2027年初步建成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数据库。这意味着，“绿色”正在从企业单方面自述的模糊承诺，逐步转化为一组可以被核验的数据。当叙事开始被数据约束时，“说得好”与“做到了”之间的区分便会愈发明晰。

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在司法层面，“说得好”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审视。2025年10月23日，法国巴黎民事法院就绿色和平等非政府组织诉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漂绿”一案作出判决，能源巨头道达尔一边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边继续扩大油气业务，被司法认定其净零叙事构成非法“漂绿”。类似的案例还出现在消费电子领域。2025年8月，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裁定，苹果公司不得再在德国将AppleWatch宣传为“碳中和”产品，理由是该宣称缺乏充分科学依据，构成对消费者的误导。苹果公司此前宣称其部分AppleWatch型号为“碳中和产品”，依据是在巴拉圭的一个植树项目通过种植桉树来抵消碳排放。然而，生态学家指出，这种单一树种种植模式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破坏，且耗水量大，实质上制造了所谓的“绿色沙漠”。此类司法判决的出现，正逐步改变绿色叙事的话语规则框架。

如果说话语层面关系着我们“怎么看”的问题，那么空间维度则直接指向“谁来承担”的现实分配。以新能源产业为例，电动车与动力电池被归为低碳转型的关键方向，但其上游的矿产开采与原材料加工环节却高度集中在特定资源型地区，并承受更直接的环境压力。

被称为“亚洲锂都”的江西宜春，就曾因锂电开发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引发关注。2022年11月，锦江水源在日常监测中发现铊含量超标，污染源直指当地锂电企业的违法偷排。江西省环保督察通报指出，部分锂电企业在废水处理、固废管理上存在显著漏洞，使环境成本在短时间内集中暴露出来，甚至影响当地其他生产。这提醒着我们，所谓的“绿色转型”，并不会自动消除环境的问题，而是可能重新分配它，将环境负荷从终端消费环节转移到上游生产环节，从城市腹地转移到资源产地。

2022年铊污染事件后，宜春启动了系统性产业整顿。据中国环境网2025年7月报道，宜丰县7家碳酸锂企业中，除1家长期停产外，其余6家已全部完成生产工艺技术升级，有效降低了锂冶炼剩余物中的有毒有害成分，经第三方鉴定，升级后产生的锂冶炼剩余物全部为非危险废物。宜春市还统筹规划建设了多个锂冶炼剩余物消纳场所。这就说明了这种转移并非不可纠正，关键在于，如果没有足够严格的监管与约束。

自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引擎。当前，我国已构建起由重点排放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愿碳市场）组成的全国碳市场体系。从设计初衷看，碳市场意在通过价格信号，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成本，同时引导资金流向生态修复等绿色领域。但如果简单地将碳汇交易理解为“花钱买污染权”，显然过于粗糙。但完全寄希望于市场机制自动实现减排目标，同样是不现实的。更合理的理解是，碳市场可以发挥调节作用，但前提是它不能被当作唯一的手段。目前，中国已划定315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其面积和边界“‌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二者在目标上协同、功能上互补，共同服务于“双碳”目标与生态系统保护。

从现实出发，“绿色”，特别是“绿色发展”至少可以被区分为几种不同的形态：有的是“说出来的绿色”，依赖叙事获取市场优势；有的是“发展中的绿色”，在产业扩张中伴随环境风险；还有的是“制度化的绿色”，借助市场工具和规则体系进行调节与约束。它们的问题程度和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其本质差异在于，究竟是在修复、还是在延续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判断标准。关键不在于企业说了什么、买了什么碳汇，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减少了自身对自然资源的系统化透支，是否改变了“先破坏、再修复”的路径依赖。如果“绿色”只是让破坏变得更容易被接受，那么它不过是旧逻辑的新表述；如果“绿色”能够实质性地限制这种逻辑，它才具备转型的真实意义。

今天，“绿色”几乎无处不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绿色，而在于谁在定义它、用它来做什么，以及最终由谁来承担它背后的成本。当“绿色”成为资本的新衣，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将它撕掉，而是看清它下面的结构。有些领域，需要市场去调节；有些领域，需要制度去约束；而有些领域，则必须明确边界，一步也不能退。这也许正是当下讨论“绿色发展”最现实的起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