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媚

眼下，一个颇具反差的现象正在发生。

一边是人工智能快速进入现实生活。从工厂到片场，从办公室到街头，越来越多原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被机器迅速完成。技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效率，几乎每天都在刷新人们对“生产力”的想象。

另一边是，不少人的真实感受却并不轻松。消息回复越来越快，任务交付越来越急，工作边界越来越模糊。工具越智能，节奏越紧绷；效率越提高，人反而越难真正停下来休息。

按理说，技术不断进步，人的时间理应被释放出来。为什么现实却常常相反？

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的提升未必自动带来劳动者可支配时间的增加。许多时候，效率红利并没有转化为休息时间，而是迅速被新的任务、更高的标准、更快的响应要求重新填满。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指出，现代性的实质就是社会加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形成自我驱动的循环。基于此不断构成的新的社会速度又反向影响着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

过去一天完成的工作量，如今要求半天完成；过去需要多人协作的事项，如今压缩到个人承担；过去下班后可以暂停处理的事务，如今因为在线协同而随时抵达。技术节省出来的时间，如果缺少合理分配机制，往往不会回到个人生活，而会变成下一轮加速的起点。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学会了使用AI工具，却没有获得轻松感，反而生出更强的焦虑感。因为竞争门槛被拉平之后，比较的标准又被抬高了，你会用工具，别人也会用；你提速了，组织就会期待更快的速度。

看似是工具在竞争，本质上仍是人在承受压力。

回望历史，这样的命题并不陌生。

19世纪时，机器大规模进入生产，工人却迎来了更漫长的工时。本该减轻人负担的机器，却被变成压缩人的时间、榨取更多剩余劳动的工具。

1886年，美国芝加哥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最终获得了胜利。1889年，由恩格斯领导“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武器。这便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

这说明一个朴素道理，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自动等于人的解放。它可以减轻负担，也可能加重负担，关键看它被怎样使用，成果又由谁分享。

进入智能时代，这个问题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重新出现。

今天的劳动，越来越多体现为判断、沟通、创意、协同等能力输出。体力消耗减少了，认知负荷却在增加；重复动作减少了，持续在线、随时响应、多线程切换却成为新的消耗来源。

因此，重新讨论休息，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生活话题，而是数字时代劳动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干的时间，而是自己可以支配、用于自身发展的时间。

休息不是懈怠的同义词，也不是奋斗的反面，它是劳动本应有的另一面。休息意味着人的精力可以恢复，注意力可以重建，情绪可以修复，生活关系可以维系。没有必要的休息，再高效的劳动也难以持续；没有基本的闲暇时间，人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曾设想，随着生产力发展，必要劳动时间会不断缩短，人将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用于全面发展自身。今天看来，这种设想并不过时，反而更具现实意义。

我们发明工具，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工具；我们发展智能，不是为了让人活得比机器还像机器。技术节省出来的时间，理应部分回到人的生活中。

如果技术越来越先进，人却越来越疲惫，那说明需要调整的，也许不是人的努力程度，而是我们使用技术的方式，以及理解劳动的方式。

劳动节纪念劳动，也应尊重劳动者。

劳动节的诞生，原本就是人从“没有休止的劳作”中争取来的一点光亮。

尊重劳动者，不只是赞美辛勤付出，也应看到劳动者对休息、健康与生活的正当需要。

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如果你仍在岗位上奔忙，向你致敬；如果你终于迎来假期，请安心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