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 （湘物联港航供应链研究院院长、教授）

地位和规模提升显著，港口成为长沙城市重要特征。“十四五”时期铜官港、虞公港相继投入运行，分别成为长沙泊位最高等级港口之一、长株潭地区深水港，特别是湘江长江交汇处的虞公港成为长沙5000吨级以上的出海港口，以霞凝港、铜官港、虞公港为核心，霞凝港区、铜官港区、虞公港区为支撑，全国内河主要港口之一、“一港三区”的长沙现代化港口发展新格局加速形成；长江航道、汉湘桂通道分别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规划建设的“四纵四横两网”现代化航道体系中的“一横”和“一纵”，长沙港口成为具有国家纵横两条主航道十字交汇的优势港口。“十五五”时期723公里的湘江高等级航道将全线贯通；长沙岳阳一级航道将建成，长沙城区港口3000吨级船舶可以常年通航上海、重庆等港口城市；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四纵四横两网十八线”组成部分“一线”的1033公里沅水干流湖南段568公里500吨航道全线贯通；3200公里的汉湘桂通道除湘桂运河以外全部通航，长沙港口强有力的高等级航道支撑网络体系加快形成。这些标志着长沙结束了没有全国主航道港口的历史，不但成为全国主航道港口城市而且成为少有的全国两条主航道上的多港口城市，拥有的中部广阔的港口腹地，长沙港口地位和规模得到空前的提高。港口成为长沙重要的城市特征要素，长沙继拥有历史文化名城、山水洲城等经济地理名片后，又迎来闪亮的“江城”“港城”名片，港口成为长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设需要考虑的重要逻辑基点、起点。

树立港口城市的意识，视港口为长沙发展关键资源。以港口为核心、航道为支撑的水运体系对长沙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是长沙发展的关键资源，可以从古今中外区域、城市发展的经验中见到。早在250年前具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中国东部及内陆地区农业和制造业极早时期就取得较大改良，且积累起来的中国人财富几乎全部得益于交叉互通的河流，范围广阔的内河航运。隋代的大运河作为中国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和国内贸易大动脉，对沟通不同经济区的交流交往发挥了关键作用，带动了沿线众多经济型城市的兴起，并与长江一起在18世纪促成“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全世界财富围着港口转；全球GDP的前44名的城市，几乎都分布在港口附近；全球35个大都市，有31个是依靠港口发展起来的。我们国家95%贸易货物从港口运出；全国前10强城市有9个；前20强城市有16个都是临水城市。我们从上海、广州、深证等沿海港口城市，重庆、武汉、南京等内陆港口城市都可以看到，以港口为核心、引领发展区域航运中心、经济区、港产成一体化发展是其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的重点和特色，港口、陆港、空港三种港中，港口对多式联运、集装箱物流、临港经济区的带动力、支撑力最强劲。

发挥港口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长沙一流临港经济。一是依托多港资源全国罕见高度密集、一流港口等优势，争取建设全国全功能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利用全国陆港型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区金霞经济区、全国空港型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区黄花临空经济区，与长沙新港相距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两大全国主航道交汇处三港口的优势，全国罕见的高端综合物流枢纽资源密集性，在拥有全国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贸易服务型“四型”物流枢纽的基础上，争取建设成为全国港口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长沙成为重庆、武汉、南京一样的全国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贸易服务型、港口型“五型”全功能物流枢纽。二是秉持“港兴区兴、区兴港兴，以港强市”发展理念，加快规划布局发展“一港三区”临港经济。以新港临港的霞凝港区作为长沙港主枢纽承载核心区，利用保税、口岸功能区、自贸联动区、集疏铁路专线的水铁联运等优势，集聚高端航运金融、信息、物流、人才、商业等资源，发展物流枢纽经济产业，积极打造全国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中部航运物流中心、港口门户、多式联运中心。依托5000吨级深水港的虞公港“一港双园”临港空间格局，高质量推进规划建设面积3.42平方公里的虞公港产业园，聚焦、布局发展港航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新材料、临港保税服务等四大产业集群；奋力规划建设面积8.18平方公里的金龙产业园，重点布局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装备等产业，打造“港产联动”先进制造高地。以产业配套型港口为目标，吸引金驰能源、永杉锂业等龙头企业落户为契机，大力发展“前港后园”铜官港临港经济模式，加速铜官港区形成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