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辉（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中共湖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初期的严峻困境，党在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中深刻总结经验、坚决纠正错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走向新生、走向胜利。长征，不仅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和抗日救亡新局面，而且开创了党的领导新局面。

长征的淬炼，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湘江一役，战况惨烈至极，中央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仅3万人。造成空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

历史合力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摒弃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阵地战、单纯防御等错误战略战术，确立起决战防御（攻势防御）、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正确军事路线。遵义会议是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典范。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和军队内部不正常的现象得以克服，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以发扬，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实际上在发生转变。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最核心的任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秉持历史大义、勇担历史责任，走在了抗日救亡运动最前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即着手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不仅如此，遵义会议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因为只有确立体现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正确路线，才能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因此，遵义会议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推进的实质进程，是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之，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长征的淬炼，强化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遵义会议以前，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这是党的事业屡遭挫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与被动局面，使得共产党人在无比惨痛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没有坚强统一的党中央，党和红军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兵逼昆明，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与领导力得到加强。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然而，就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张国焘错误的本质，就是蔑视中央权威，破坏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张浩等无私无畏、紧密配合，集体领导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党中央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过硬的斗争本领、高超的斗争艺术，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也正是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党中央领导集体一步步成长、成熟。

经过一系列会议和斗争，党中央逐步实现了对各路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各路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协力作战，进行了密切的战略配合。中央红军起着战略主导作用，红二十五军起着战略先导作用，红四方面军起着战略“摆渡”作用，红二方面军起着战略策应作用。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今属宁夏）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军胜利大会师，充分印证了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红军才能凝聚力量、完成战略转移。

长征的淬炼，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极端险恶的环境，使共产党人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央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核心人物掌舵领航，才能确保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遵义会议召开前众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主张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和前四次反“围剿”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醒悟，逐渐意识到危机如此深重，皆源于对错误路线的贯彻以及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排斥。自然而然地，干部们心中萌生出怀疑与不满的情绪，更换领导的呼声也愈发强烈。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众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主张让毛泽东出来领导。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代表了正确意见，反映了共同想法，受到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衷心拥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沙窝举行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至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最高军事领导人。在军事斗争是当时党的中心工作的情况下，毛泽东出任最高军事领导人，从本质上说其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已经正式确立。

如前所述，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次巨大的内部危机。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是集体的力量，但在其中毛泽东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起着核心作用；对制定并坚持北上方针起到重要作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起着主导作用。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关键因素。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场斗争过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团结稳定、更加坚强有力。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毛泽东这个伟大领袖，彰显了一个有权威的成熟稳定的党中央的极端重要性，彰显了党的核心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极端重要保证。

长征的淬炼，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自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严格的组织纪律赋予共产国际极大权威，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上理论准备不足、对国情认识不深、缺乏独立革命经验、党内民主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党内长期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最终在实践中付出惨痛代价。

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惨痛的失败、严峻的局面让广大干部和红军将领如梦初醒，他们从曾经深陷的教条主义迷雾中逐渐挣脱，开始认清其本质和危害，并主动探寻能够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的正确道路。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不是要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有其实际特点和内在规律，只有坚决抛弃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恢复到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上来，才可能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召开，顺应了这种内在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的问题，结束了长期由外来力量主导决策的局面，党的领导开始走向成熟。如前所述，遵义会议后，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得以确立，毛泽东逐步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军事领导权，党和红军完全自主地决定行军路线、作战方针、战略转移方向。

长征伊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这是遵义会议能够独立自主调整中央领导、纠正“左”倾教条错误的客观条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倒逼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判断形势、独立承担责任、独立解决危机。正是这种“断联”状态，为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创造了重要外部条件，也让党真正走上自主发展道路。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但“独立自主”这一在生死考验中淬炼出的宝贵经验，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不再迷信不再盲从。艰苦卓绝的长征锤炼了党独立自主、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党没有依靠任何外部力量，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转危为安。从此，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本文系2026年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项目“新时代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研究”（26MZMA0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