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玲 刘海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相继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出部署。系统性变革不是技术平台的简单叠加，而是理念、机制、要素的整体性重塑。经过十余年融合发展，中央、省、市、县四级全媒体传播矩阵持续完善，数智技术加快融入内容生产传播，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破解认识、运行机制与要素协同中的深层堵点，把已有融合基础转化为持续的传播与服务能力。

走出融合认识误区，提升传播服务实效

思想是实践的先导，理念认识决定改革能否触及深层结构。十余年实践后，把技术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连接群众、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能力，成为新的关键。然而，部分媒体仍受平台扩容阶段形成的思维惯性影响，主要表现为三类偏差。

重平台硬件、轻持续运营，往往把融合等同于阵地扩容。平台是内容供给、用户连接与公共服务构成的运行生态。若账号定位趋同、内容协同不畅、用户反馈不能进入生产环节，阵地再多也难以形成合力。共建共享底座可以减少重复投入，但技术标准化不能代替服务在地化。围绕基层治理、民生需求和地方产业开发场景，保持内容更新、及时响应诉求，才能把平台资源转化为传播能力。

重即时流量、轻长期价值，可能使内容生产陷入功利化。阅读量、播放量、完播率能够呈现传播触达，却不等同于价值认同和社会效果。片面迎合情绪、追逐热点，会挤压深度调查、本土纪实和公共议题报道的空间，削弱议程设置能力。流量是价值传播的载体，主流媒体应以价值判断统摄技术逻辑和流量逻辑，把传播广度、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让一时关注沉淀为公共认同和长期信任。

重单向发布、轻互动服务，则会削弱媒体与群众的真实连接。走出这一误区，关键在于贯通报料、问政等入口与受理、反馈、部门联动及结果呈现。一位网民在红网《问政湖南》反映涵洞路灯失修，长沙市委办公室网络问政处工作人员追查维护主体，推动问题解决。这一协作表明，媒体汇集诉求还须与办理部门的回应机制衔接。群众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公共议题参与者和传播效果评价者。“用户思维”应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互动服务的成效，要由群众的问题是否得到回应、诉求是否得到妥善处理来检验。

三类偏差分别涉及平台运行、内容价值和用户关系，反映出形式扩展与内在重塑之间的落差。深化对全媒体传播规律的认识，以优质内容为根本、群众需求为尺度、社会效果为检验，才能把平台建设、价值传播与群众服务贯通起来。

理顺媒体运行机制，释放改革内生动力

系统性变革必须触及体制机制，为理念更新提供稳定保障。媒体既承担政治责任和公共文化服务职责，也要形成持续的产品供给与运营能力。部分地方媒体的公益职责与经营保障、组织协同与人才激励、评价考核与创新保障相互牵连，深层问题在于权责、资源与风险配置未能适应融合业务。

公益职能与经营业务衔接不畅，会制约媒体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广告持续承压，政务服务、活动策划、文旅传播等成为业务探索，但不同层级媒体的资源禀赋、市场容量和治理条件各异，业务拓展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县级融媒体开展直播电商、政务代运营等业务，须协调公益属性、国资管理、薪酬配套与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在明确采编与经营职责边界的前提下，完善经营收益支持内容生产、技术更新和人才培养的机制，使经营业务规范运行，为舆论引导与公共服务提供持续的资源保障。

身份壁垒与部门分割交织，影响人才活力释放。全媒体生产需要采编、技术、运营围绕议题快速组成团队，按部门配置资源、沿行政链条决策会增加协同成本。岗位机会和激励分配若受身份限制，也会削弱协作动力。驻马店日报社打破事业身份、行政职级限制，推行全员双向竞聘上岗，实行“因岗定薪、薪随岗变”，畅通管理、专业双线晋升渠道。岗位职责与发展机会由此建立联系。短视频、数据分析、产品设计等新兴岗位，也应获得相应的成长通道。

评价机制对融合业务适配不足，难以全面反映改革成效。部分媒体的考核中，传统发稿量等指标与新媒体传播指标并存，但对采编、技术、运营等岗位综合贡献的衡量仍不充分。若过度依赖发稿量、播放量、粉丝量，群众服务与内容长期价值也可能被边缘化。科学评价应兼顾传播触达与价值认同、即时反馈与长期影响、社会效益与发展效能。同时，明确内容审核、舆情处置和项目决策的权责边界，为技术迭代、业态拓展等探索建立分级审查机制，使创新具有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理顺运行机制，核心是让责任、权力、资源和激励相互匹配。在守住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国资安全的前提下，保障公益性内容生产，规范经营业务，以岗位责任和专业贡献配置薪酬与发展机会，使内容、技术和人才在共同目标下形成合力。

统筹内容技术人才，凝聚改革发展合力

内容、技术、人才共同决定全媒体生产传播能力。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启动广播电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明确内容、传播、技术、组织一体化的工作方向。落实这些要求，关键在于推动各类要素相互赋能。

内容同质化会消解平台的本土辨识度。地方主流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对本土产业、基层治理、乡土文化和普通人生活经验的连续开掘，把分散经验转化为可理解、可讨论的公共知识。以“小切口”解释政策如何进入生活，从基层实践中发现普遍问题，才能形成区别于简单转载和格式化发布的内容优势。群众报料和意见反馈进入采编核实与持续追踪，也能为本土原创提供稳定线索。

技术应用应着眼于生产流程重构，将工具优势转化为整体生产能力。新华社“现场云”为媒体机构提供移动化采编与直播工具，推动采集、审核、签发在网络平台衔接，降低了融合生产的技术门槛。地方媒体可借助这类共享平台减少基础工具的重复投入，将有限资源用于数据整合、本地知识库建设和服务场景开发。技术越深入生产流程，越须完善专业把关。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线索发现、资料整理、内容制作与分发等环节时，媒体应明确专业人员的价值判断与事实核验职责，将数据来源、算法偏差、内容标识、版权和安全边界纳入治理。技术应用的成效，最终应体现为原创质量的提升、响应效率的改善和群众需求的有效回应。

人才结构能否匹配融合业务，直接影响内容和技术效能。复合型人才不是要求个人包揽所有技能，而是推动团队知识结构复合：采编理解技术边界，技术人员理解新闻规律，运营人员把握主流价值，管理者组织跨专业协作。通过项目制、特色工作室、岗位轮训和实战培养，把学习融入产品生产，有助于形成稳定能力。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融媒体中心的探索，体现了三类要素协同的作用。中心与市级媒体共享线索、素材、设备和人才经验，形成市级统筹策划、基层协同采集的生产方式；依托“元知元味”“三言明理”工作室深耕本土内容，并选送骨干到上级媒体实战学习。本土素材与市级媒体的加工传播能力结合，实战培养与工作室生产衔接，使资源共享落实为生产协作。内容、技术、人才只有在共同目标和统一流程中结合，才能形成持续的生产能力。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须把理念更新、机制改革与要素协同贯通起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各级媒体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把改革要求转化为持续的组织能力，才能更好履行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