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军

近日，读周禄丰的历史著作《战安庆》，其中提及湖南巡抚骆秉章不为属下打的“小报告”所迷惑，并怒怼其人的一段轶事，让人印象深刻，颇有感触，并由此想到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现象，遂就此话题做一番探究。

“打小报告”者叫吴坤修，此人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臣僚。他在骆秉章面前“吐槽”的对象叫王錱。王錱是湘乡人，师从晚清大儒罗泽南，是湘军最早的创建者之一。据史书记载，王錱领兵有方，治军有道，且素有壮志，颇得骆秉章和曾国藩的器重，是湘军初创时期不可多得的一员骁将。为什么吴坤修要打王鑫的小报告？起因在于王錱奉命回湘乡招募湘勇时，吴坤修作为王鑫的随行官员前往协助。不料王鑫这个人的作风特别强势干练，将军务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吴坤修什么事情几乎沾不上边，插不进手，这使得吴坤修感到被排挤和边缘化，心中积郁了不满。于是吴坤修找到了顶头上司骆秉章。

吴坤修的“小报告”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指责王錱为人浮夸，回乡排场浩大，出入都要随从净街鸣锣，严重骚扰乡里，显得嚣张跋扈；其二是揭发王錱募兵不分良莠，招募了许多“鸡鸣狗盗”之徒，这些新兵在湘乡行窃，败坏了湘军声誉。然而，宦海沉浮数十年的骆秉章并非易与之辈，听了吴坤修的指控，对官场人情世故、同僚倾轧攻讦洞若观火的他，并没有“听风就是雨”的拍案而起。

对于第一条指控，骆秉章淡然回应道：“在我老家广东，书生中了举人，回乡报喜都要敲锣打鼓、大摆执事，以示光宗耀祖。王錱刚刚得了同知的官衔，按照惯例铺张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此言一出，便轻松化解了王錱的“排场问题”，让吴坤修无言以对。 对于第二条更为严重的“募匪”指控，骆秉章的反击则更为犀利。他直接质问吴坤修：“你说他招募匪类，那么在他行事之时，你为何不从旁劝阻？非要等到事成之后，才跑到我这里来告发，这又是何等居心？”吴坤修被问得哑口无言，情急之下只得辩解，说王錱为人霸道，所有事务一手把持，根本不让他人插手。听吴坤修这么一解释，骆秉章顿时严词厉色斥道：“照你这么说，他若是让你经手管理，你便不会来告发他了吧？”妥妥的灵魂之问，让吴坤修的小心思、小算盘当场起底现形。骆秉章心中了然，吴打的那些“小报告”，并非出于公心对军务的关切，而是源于私利未被满足的愤懑与报复。于是他果断地斥退了吴坤修。

抛开王鑫行事的是非对错和吴坤修的所言真伪曲直不说，笔者觉得，仅就骆秉章处理此事的睿智练达，委实令人感佩，也为之叫好。有此看法，不仅因为骆秉章没有偏听偏信被下属蒙蔽，更在于他对“监督”与“打小报告”之间那条虽然微妙却至关重要的界限的明察秋毫与慎审把握。换个稍微不过脑子的人，听了吴坤修的这番进言，即使未必当真，大概心头也多少会栽下点刺。当然，最为可贵且引人深思的是，这则历史轶事，无疑提出了当今社会与组织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如何厘清“监督”与“打小报告”的界限是非？

无独有偶，前些天与朋友谈及成功之道时，有兄长称有四个条件不可或缺：个人努力，组织认可，贵人相助，小人监督。前三个方面自己深以为然，需要监督倒也理解，但对“小人监督”一说，颇为不解也难以认同。因为所谓“小人监督”，其本质与打“小报告”如出一辙，无非就是以见不得光的途径和方式整倒竞争对手。表面上看，这种“打小报告”与正常监督，二者在形式、作用上不乏相似之处，皆表现为“指出问题”和“规避风险”，确保规则被遵守，权力不被滥用。但细细深究，二者本质却是截然不同，动机、方法与后果也有云泥之别。倘若混淆是非，将二者混为一谈，既是对监督价值的严重误解，也会对组织和社会造成深远危害。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是非界限，避免组织与社会陷入内耗的泥沼。

首先，监督与“小报告”的行为动机与目的有着本质差异。监督之魂，在于“公”；小报告之魄，在于“私”。监督者以公共利益和集体福祉为皈依，其动机超越个人恩怨与派系利益，旨在促进组织运作的透明与效率。其行为也应该是阳光下的审慎审视。如唐代魏征以谏诤闻名于世，他的直言非为私利，乃为社稷长治久安，故能成就贞观之治的盛世华章。反之，“小报告”则往往源于嫉妒、报复、谄媚或对权力的病态饥渴，其目的不在于纠偏扶正，而在于通过信息的隐秘操纵来损人利己、搬弄是非，以此打击对手、邀功请赏或换取自身安全。可以说，动机的纯正与否，泾渭分明地标注了两种行为的精神高度与社会价值，前者旨在建设，而后者专事破坏。

其次，监督与“小报告”的方式与伦理基础有着根本差别。监督依循明确的规则与渠道，注重证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批评的是具体行为和结果，而非个人品质或人身攻击，其过程与结果也都经得起公开检验与理性质疑。而且监督者的信念扎根于对公义的坚守，故不怕承担责任。而“小报告”则寄生在程序的裂缝之中，它惯用断章取义、捏造虚构、隐瞒语境的手段，在非正式渠道中散布毒素，其行为天然经不起阳光的直射，恐惧真相的拷问。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对基本伦理规范的漠视与践踏，它将人际信任化为齑粉，将组织伦理推向深渊。正如莎士比亚笔下伊阿古对奥赛轮的阴谋离间，其危害不仅在于谎言本身，更在于其对信任纽带的彻底腐蚀和对人性伦理的颠覆背叛。

再者，监督与“小报告”的效果也迥然有异。监督之光，照见的是组织前行的道路；而“小报告”之暗，只会投下人性沦丧的阴影。监督像一面镜子，让问题无所遁形；又像一剂良药，旨在“治病救人”，是组织健康的“免疫系统”。而“打小报告”则服从于个人私利，它关心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如何利用问题为自己牟利，是侵蚀信任的“流行病毒”。若纵容“打小报告”假监督之名大行其道，不仅毒化人际土壤，瓦解信任基石，导致组织内部陷入人人自危的“霍布斯丛林”。其害尤甚的是，这种流弊必将导致价值伦理是非颠倒，心理人格扭曲变异，助长个体通过非道德手段寻求竞争优势，进而使整个组织团队的精神沦陷于卑微之境。历史上，武则天设铜匦鼓励告密，虽然一时巩固了权位，却也使朝纲紊乱、人心惶惶，为后世诟病，就是典型反面案例。

回到这个故事本身，王錱作为领兵之将，当然需要监督。吴坤修作为随行官员，监督王錱也是职责所系。如果王錱真有僭越逾矩之处，他向骆秉章反映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吴坤修的所为所言，让明眼人一听就明显是掺杂私心，夹带私货，因而弄巧成拙，自取其辱。骆秉章的清醒与睿智，在于他精准地把握了监督的“公器”属性，洞察到“小报告”与真监督的本质区别，并态度鲜明地传递出“此风不可长”的强烈信号。骆秉章的明辨是非无疑难能可贵，值得推崇与褒扬。然而，笔者以为，一个组织或团队彻底杜绝“打小报告”的生存空间，仅靠领导者个人的英明是远远不够的，欲使监督回归其本真价值，必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才能奏效。

首要在价值理念上正本清源。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作为一个团队，必须在组织成员的思想意识中牢固确立“监督为公、举报为私”的信条，通过持续教育与倡导，使全体成员深刻理解阳光监督的建设性价值，自觉抵制和鄙弃出于私心的告密行为，形成对打小报告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共识。

关键在制度上构建保障。制度是监督的“防护网”，它既能保证监督的有效实施，又能防止监督异化为“小报告”。小平同志也曾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因此，组织必须建立透明、规范的监督渠道和信息反馈机制，确保每一条意见或举报都能被及时、公正地处理，并对诬告陷害行为规定明确的惩戒措施。同时，要完善对实名监督者的保护机制和对被不实举报者的澄清正名程序，让监督在法治和规则的轨道上运行，从而免于异化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更重要的一点，对于揭发举报者，即使反映问题属实，也应对其意图动机与前因后果予以甄别，视情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或进行问责。通过“双向惩戒”机制，确保监督始终在“正义轨道”上运行。

根本在于文化上固本培元。文化是组织发展的“软实力”，也是防止监督异化变味的“保鲜剂”。杜绝“小报告”，也并非取消监督，而是要致力培育一种基于信任、责任与透明度的共治文化，重塑“监督”的价值内核，让其从“挑错的利器”转变为“成长的镜子”。对此，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既要广开门路，善纳谏言，又要如骆秉章般明察秋毫，力拒谗言，当好健康文化的“守门人”。同时，要在成员中大力倡导“对事不对人”的沟通原则，强化“当面批评是帮助，背后诋毁是破坏”的理念，鼓励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推动矛盾在阳光下解决。当一个组织公平正义成为共识，坦诚沟通成为习惯，彼此信任成为氛围，“小报告”自然失去其滋生的沃土。

古人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骆秉章的明断，穿越百余年时光，至今仍然具有难得镜鉴意义。“小报告”或许偶有“歪打正着”之时，但决不可将其视为监督的倚仗。而且，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逻辑启迪我们，组织的清明与健康，绝非源于暗角里的窥探与私心的攻讦，而是植根于阳光下坦荡地监督、基于规则的问责，以及深入人心的公心与信任。当我们能以公心超越私利，以制度保障理性，以文化滋养正气，让真正的监督之光普照，方能最终驱散“小报告”的阴霾，成就一个风清气正、行稳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