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修（湖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人的建设”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主线。从本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建设发展。无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亦或是实现精神文明富足，都需以人的建设为根本依托。当前，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要求，以及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召唤，如何找准人的建设的切入点与着力点，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课题。本文将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运用人文经济学理论三个维度，深入探讨加强人的建设的路径与方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的支撑。

一、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加强人的建设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人的能力提升、观念革新与活力激发，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脱离人的建设，新质生产力便失去了创新创造的主体；忽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人的建设也会陷入“无的放矢”的困境。从我国实际来看，需聚焦农民群体现代化、干部队伍专业化、全民创业创新活力激发三大重点，将人的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度融合。

（一）以农民现代化破解新质生产力“城乡失衡”短板

农民是我国人口基数最大的群体，农民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突破的“关口”。当前，农村地区在数字技术应用、绿色生产理念、现代农业技能等方面与城市存在差距，导致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智慧农业设备普及率不足、农产品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低、绿色低碳种植技术推广缓慢等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能力与新质生产力需求不匹配的体现。

加强农民现代化建设，需构建“精准化赋能体系”。一方面，依托县域产业特色开展“订单式培训”，例如在粮食主产区重点培训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技术，在经济作物产区聚焦农产品直播电商、冷链物流运营，让农民掌握与新质生产力适配的技能；另一方面，推动 “农民主体参与创新”，通过建立农业科技合作社、设立农民创新补贴基金，鼓励农民结合生产实践提出技术改良建议，如某地农民在温室大棚种植中摸索出“物联网+错峰上市”模式，既提高了产量，又实现了农产品溢价，这正是农民与新质生产力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此外，还需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通过“城乡劳务对接平台”“农民技能认证互通”等机制，让农民既能在农村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也能在城市新业态中找到就业方向，真正实现“能力现代化带动发展现代化”。

（二）以干部队伍专业化筑牢新质生产力“决策支撑”根基

领导干部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少数”，其对数字经济、绿色技术、产业链创新等领域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执行的有效性。当前，部分干部存在“能力滞后于产业变革”的问题，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场景理解不深，在培育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时缺乏系统思维，在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时缺少专业判断。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脱节的表现。

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需打造“沉浸式提升路径”。一是建立“新质生产力专题研修机制”，将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内容纳入干部培训核心课程，采用“政企共建实训基地”模式，让干部深入企业生产线、科创平台一线，直观感受新技术应用场景，例如组织干部参与新能源车企的电池研发流程、电商平台的算法优化过程，提升“专业认知转化为政策能力”的效率；二是推行“干部挂帅新兴产业项目”制度，让干部牵头负责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绿色技术攻关等项目，在实践中积累产业链整合、创新资源对接的经验，同时建立“专业能力考核评价体系”，将新兴产业培育成效、企业创新服务质量等作为考核重点，倒逼干部提升专业素养；三是组建“新质生产力专家智囊团”，邀请高校学者、企业高管、技术专家担任顾问，为干部决策提供专业支撑，避免“拍脑袋决策”，确保政策制定既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又能切实解决企业与群众的实际需求。

（三）以全民创业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源头活水”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创新活力的迸发，而激发人的创业热情、保护人的创新成果，是释放这一活力的核心举措。当前，我国在创业扶持政策落地、创新成果转化、新业态包容监管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比如部分创业优惠政策存在“申请流程繁琐”“针对性不足”问题，中小微企业创新面临“融资难、转化难”困境，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监管边界不够清晰。这些问题制约了人的创业创新积极性，也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速度。

激活全民创业创新活力，需构建“全链条保障生态”。首先，优化创业扶持政策“精准度”。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制定差异化政策。对大学生创业重点支持科技型项目，对返乡创业侧重农业产业化项目，对新业态创业简化审批流程并提供“首贷续贷”便利，例如某地推出“创业补贴直达快享”平台，通过大数据匹配政策与创业者需求，实现补贴申请“零跑腿”。其次，完善创新成果转化“通道”，建立“产学研用协同转化平台”，推动高校实验室技术与企业生产需求对接，设立“创新风险补偿基金”，降低企业转化新技术的成本，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行为，让创新者“敢创新、能受益”。最后，探索新业态监管“包容审慎” 模式，对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绿色出行等新业态，建立“观察期”制度，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给予发展空间，避免“一管就死”，例如对团购平台采用“流量监测+合规指导”方式，既规范市场秩序，又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到新业态创业中。

二、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中加强人的建设

新型生产关系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以公平正义为制度基础，以人的主体地位为核心特征，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本质上是通过调整生产资料占有、分配制度、治理机制等，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更充分地参与生产过程，更全面地实现自身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建设需聚焦分配公平、基层参与、权益保障三大维度，推动新型生产关系从“制度设计”转化为“实践成效”。

（一）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人的“共享发展”权利

共同富裕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目标，而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当前，我国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方面仍需完善，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有待提升，部分行业收入差距较大；再分配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第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积极性有待激发。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人的发展机会公平，也制约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

加强分配制度改革中的人的建设，需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在初次分配中，突出“劳动价值优先”，推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等群体的劳动报酬占比，同时规范垄断行业收入，缩小行业差距；在再分配中，强化“均等化导向”，加大对农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差距，通过“教育集团化办学”“医联体建设”，让农村孩子享受到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门诊；在第三次分配中，完善“激励与引导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方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同时建立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提升慈善事业的透明度，例如推出“慈善积分制度”，个人或企业捐赠可兑换公共服务优惠，既激发捐赠热情，又让慈善成果惠及更多人。通过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让每个人都能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为自身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二）以基层治理创新拓宽人的“参与发展”渠道

新型生产关系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基层治理是人民群众参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部分基层治理存在“行政化倾向”，群众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意见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导致群众的合理诉求难以及时反映，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例如部分社区决策由居委会“包办”，居民缺乏话语权；部分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未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导致项目落地难、效果差。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也违背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加强基层治理创新中的人的建设，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一方面，完善群众参与机制”，依托数字化平台搭建“基层议事厅”，让群众通过手机APP、社区公众号等随时提出意见建议，例如开发“社区治理小程序”，居民可在线参与小区改造方案投票、公共服务需求反馈，决策过程全程公开；另一方面，优化“基层组织架构”，以党组织为核心，吸纳村民代表、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治理，建立“网格化管理+群众自治”模式。此外，加强“群众能力培育”，通过开展基层治理培训、模拟议事活动等，提升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议事能力，让群众不仅“愿意参与”，更“善于参与”。

（三）以劳动关系优化维护人的“安全发展”权益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涌现，劳动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也带来了新的权益保障问题，部分新业态劳动者（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主播）未被纳入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无社保、无医保、无工伤保障”的困境；部分企业存在“过度加班”“拖欠工资”等问题，侵犯劳动者休息权、获得劳动报酬权；部分行业职业技能培训缺失，劳动者难以适应岗位需求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制约了新型生产关系的稳定发展。加强劳动关系优化中的人的建设，需构建“全周期权益保障体系”。一是完善“新业态劳动者保障制度”，探索“平台企业+政府+保险机构”的合作模式，为新业态劳动者建立专属社保体系；二是强化“劳动权益监管执法”，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劳动保障信用平台”，对企业拖欠工资、违法加班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联合惩戒，同时畅通劳动维权渠道，设立劳动维权热线，为劳动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三是推进“职业技能终身培训”，针对新业态、新职业需求，建立“职业技能培训目录”，推行“线上+线下”培训模式，让劳动者随时能学、随处可学。通过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安全、有保障的环境中参与生产，实现自身发展。

三、运用人文经济学理论指导人的建设

人文经济学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强调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的统一，注重人的精神需求、文化素养、价值实现的全面提升，与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要求高度契合。运用人文经济学理论指导人的建设，需突破“重物质、轻精神”“重效率、轻人文”的传统思维，从文化赋能、精神滋养、价值引领三个维度，推动人的建设从“物质满足”向“全面发展”跨越，实现“精神富有” 与“物质富裕”的协同推进。

（一）以文化赋能提升人的“精神发展”素养

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也是人文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要素。当前，在文化供给的“精准性”“多样性”方面仍需提升。部分地区文化活动形式单一，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不足，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有待增强；文化产业与民生需求结合不够紧密，文化惠民的实效需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影响了人的精神文化素养提升，也制约了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应用。

运用文化赋能加强人的建设，需构建“特色化文化供给体系”。一方面，立足区域文化资源，打造“本土化文化品牌”，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需求结合，例如依托非遗资源，开发“手作体验课”，让居民在制作剪纸、陶艺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同时将产品与旅游、电商结合，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增收，实现“文化传承与人的发展”双赢；另一方面，聚焦不同群体需求，提供“差异化文化服务”，针对老年人开展“智慧助老”文化活动，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短视频；针对青少年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活动，培育爱国情怀；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建设“暖心驿站”，提供书籍阅读、影视观看等文化服务。通过多样化的文化供给，让每个人都能在文化熏陶中提升精神素养。

（二）以精神滋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

人文经济学强调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同等重要，而精神滋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当前，在心理健康服务、精神文明建设、价值引领等方面仍需加强，部分人群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形式化”倾向，缺乏实际效果；部分群体的价值观念存在偏差，追求“短期利益”“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这些问题影响了人的精神健康，也不利于人文经济学理论的落地。

加强精神滋养中的人的建设，需构建“全方位滋养体系”。一是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建立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在学校、企业、社区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同时开通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及时帮助；二是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群众日常生活结合，开展“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评选，组织“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提升道德素养；三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企业文化、社区宣传中，通过公益广告、主题讲座、文艺作品等形式，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三）以人文关怀引领人的“价值实现 ”方向

人文经济学注重人的价值实现，而人文关怀是引导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当前，部分企业、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人文关怀，存在“重效率轻人性”“重业绩轻成长”的问题，部分企业过度强调考核，忽视员工的职业发展需求；部分社会组织在开展公益活动时，忽视受助者的尊严，存在“施舍式”帮扶；部分教育机构过度注重分数，忽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人的价值实现，也违背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念。

加强人文关怀中的人的建设，需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在企业层面，推行“人文管理模式”，建立员工职业发展规划体系，为员工提供培训、晋升机会，同时关注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设立带薪休假、亲子陪伴假等；在社会组织层面，坚持“尊严式帮扶”，在开展扶贫、助残等公益活动时，充分尊重受助者的意愿，注重培养受助者的自主发展能力，例如某公益组织在帮扶贫困家庭时，不仅提供物质援助，还为家庭成员提供技能培训，帮助其实现就业，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帮扶”；在教育层面，推行“个性化教育”，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开设多样化的兴趣课程，鼓励学生发展特长。通过全方位的人文关怀，引导每个人找到自身价值所在，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总之，人的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加强人的建设，需聚焦能力提升，让每个人都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中加强人的建设，需聚焦权益保障，让每个人都能公平共享发展成果；运用人文经济学理论指导人的建设，需聚焦精神滋养，让每个人都能实现全面发展。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人的建设的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