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修 （湖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湖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今天谈文化，仍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审美爱好、当作生活里的锦上添花。但若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二十年，放到一个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去观察，这种理解恰恰是主次颠倒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阶段，要把文化放到文明根基、经济引擎、资产底盘的位置上来？大国崛起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的重心转移，从工业化积累到科技追赶，再到文化自觉。过去七十多年，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解决了温饱、基建和制造增量。但国家真正的强盛，不在高楼的高度，也不在GDP的数字，而在文明的厚度、文化的延续和精神的底气。工业解决“有没有”，科技解决“快不快”，文化回答的则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前两者决定一个国家的体量，后者决定一个国家的上限。

县域是观察这一转向最恰当的空间尺度。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与乡土文脉沉淀在县域，而县域又恰恰是传统要素驱动模式约束最深重的空间层级。“人文县域经济学”的提出，正是要把文化从经济分析的外在变量提升为核心内生变量，在县域这一最基层的单元中，检验文化究竟以何种机制进入经济过程。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国家首次针对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提出2028年和2030年发展目标，并围绕产业统筹规划、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多元融合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国际化发展等5个方面部署20项工作任务。历史经典产业，把传统工艺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业发展命题。这一政策信号本身就在提示：文化的位置之变，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推演，而是一场正在县域层面展开的产业实践。下面从文明根基、经济引擎、资产底盘三重逻辑，对县域文化价值重估加以审视。

文明续脉：从“沉睡资源”到“可及性重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这一判断的物质清单极为厚重，从甲骨金文到敦煌遗书，从《四库全书》到地方县志，从昆曲、古琴到剪纸、刺绣，海量的古籍、书画、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散落在库房、卷宗与乡土之间。未来二十年的第一重任务，是系统性地梳理、保护、建档与活化。

但“续脉”面临的核心障碍，往往不是无人珍视，而是文化资源的存在形态与当代人的感知方式之间横亘着一道“可及性鸿沟”。祁阳浯溪碑林留存505方摩崖石刻，长期“有底蕴、无热度”，字迹在风雨侵蚀中模糊，观者即使站在崖壁之前，也难以辨识碑文原貌。当地以高精度采集和三维建模完成碑刻的亚毫米级还原，建成摩崖石刻专题数字体验馆，使碑文从“露天远观、模糊难辨”变为可触可感、沉浸互动的数字空间。数字化在这里不是“锦上添花的技术应用”，而是文脉资源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要中介，它降低的不是文化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化被感知、被理解、被使用的门槛。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被观看，而在于被使用。

经济转型：历史经典产业中的文化乘数

文化价值的变化，最直接的驱动力来自需求结构的深层更替。物质稀缺时代以房地产和规模化制造为核心资产，增长逻辑是“数量填补”。这一阶段已基本结束。精神稀缺时代的特征是：物质产能全面过剩，而审美、意义、故事、身份认同仍然稀缺。消费者不再仅仅为“有用”付费，而是为气质、底蕴与情感连接付费。

对这一转型的解释，不能满足于“需求升级”的描述，需要深入到价值创造机制的重构。传统的凯恩斯乘数，初始变量是货币投资，传导路径是“收入—消费”的线性循环。文化乘数则将初始变量替换为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活化，传导路径是“价值赋能—创新链”的网络化扩散：文化要素像一种“操作系统”，嵌入并重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催生“人文+”新业态，最终形成根植于地方的产业生态。两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倍数大小”，而在于初始投入的性质与传导逻辑：前者以同质化的货币资本为起点，追求总量的短期倍增；后者以不可替代的地方文化禀赋为起点，追求经济质量、文化魅力与社会效益的综合生成。

历史经典产业为观察文化乘数的运行提供了最密集的样本群。武冈卤味展示了“技艺的非遗化”如何赋予普通食品以品质信号：卤制品产业总产值从2011年的5.2亿元跃升至2025年突破60亿元，豆制品产业集群总产值达78.8亿元，占据湖南全省半壁江山。安化黑茶则展示了“历史的品牌化”路径：一片叶子支撑一个县域近40万人就业，综合产值284亿元，品牌价值98.73亿元，其溢价来源不是茶叶物理属性的改变，而是茶马古道叙事、千两茶技艺与边销茶记忆共同构成的符号价值。两者共同说明，文化乘数的生效条件不是“文化很重要”的信念，而是文化要素能否找到可计量、可验证、可传递的载体。

建水紫陶将这一逻辑推向了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层面。2025年，建水紫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集聚生产经营主体2772户，辐射带动从业人员8万余人。建水紫陶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产品带出一个产业”，而是“一套文化生态托起一个产业”：千年古城与千年紫陶相互支撑的文化资源，“阴刻阳填、无釉磨光”的工艺辨识度，文人参与赋予的审美特质，师徒传承、院校教育与社会研培并行的人才体系，以及从县到省的多层次政策扶持，共同构成了文化乘数的“基础设施”。更值得注意的传导效应发生在产业链的两端：向上延伸至原料加工，向下延伸至包装、物流、文旅与研学。当地还创设了“紫陶贷”，累计发放3.46亿元，3500余名外来陶艺家旅居创业，使文化资源不仅催生产值，还催生了人口的逆向流动与县域信用的制度创新。

代州黄酒则展示了另一种机制：以“专业镇”为制度载体，将文化身份转化为产业集聚能力。代州黄酒源于仰韶、盛于明清，素有“南绍北代”之称，2024年“代州黄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在山西省专业镇政策框架下，代县将黄酒产业的市场主体从102家增至208家，生产企业从27家增至68家，总产能从1.8万吨提升至13万吨，年产值从1.2亿元跃升至5.51亿元，增幅达3.6倍。文化乘数在这里的传导路径不是单个企业的品牌溢价，而是“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体系与“关城联动”（雁门关—代州古城—黄酒）文旅格局的叠加，使一个县域的传统酿造从分散的作坊经济升级为有地理标志背书、有产业集群支撑、有文旅场景承接的系统性产业。

清徐老陈醋呈现的则是“基础型历史经典产业”的乘数形态。2025年，清徐县食醋产量88万吨，占全国产量的20%、山西全省的80%以上，产业链年产值75亿元，带动近10万群众就业。与建水紫陶的“生态型”和代州黄酒的“制度型”不同，清徐的体量建立在高度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与全国性渠道之上。其文化乘数的增量不在于“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新产业，而在于用文化要素重新定价一个既有的庞大产业：宝源老醋坊的文旅化改造、陈醋文化博物馆与两个4A级景区构成的“一馆两景区一线路”格局，以及线上销售额突破2.3亿元的数字渠道拓展，都是在既有产业底盘上叠加文化溢价与体验价值。博兴老粗布则从产品端印证了同一逻辑：一块700多年历史的省级非遗老粗布，从以床品为主拓展到国潮服饰、文创伴手礼、家居饰品等300余种产品，年销售额8亿元，电商销售占产业总额25%，证明文化乘数的持续性取决于文化载体能否持续进入当代生活的使用场景，而非停留在“被保护的技艺”状态。

四个案例并置，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谱系：文化乘数没有单一模式。建水紫陶依赖“文化生态的完整性”，代州黄酒依赖“制度集聚的杠杆效应”，清徐老陈醋依赖“存量产业的审美再定价”，博兴老粗布依赖“产品谱系的生活化拓展”。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前提：文化要素必须找到可计量、可验证、可传递的制度载体——非遗认证、地理标志、专业镇政策、数据资产、电商渠道——才能从“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引擎”。

资产重构：文化资产化的制度条件与边界

把文化放到资产底盘的位置，需要直面一个此前被反复绕过的问题：文化资源如何从“沉睡状态”进入可确权、可计价、可流转的制度轨道？没有这一制度通道，“资产底盘”就只是一个比喻。

县域层面正在出现具有分析价值的制度性突破。贵州台江围绕“村BA”品牌，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与数据资产入表，评估价值1007万元，归集入表金额84.9万元，成为黔东南州首家实现数据资产入表的国有企业。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村集体公司申报的文旅宣传影像数据集，获得安徽省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使过去因“产权归属模糊”而无法市场化运营的海量素材，权属清晰划归村集体所有。这些实践的理论意义不在于估值高低，而在于它们证明了文化资产化存在一条可操作的制度链条：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解决“归谁所有”，会计入表解决“值多少钱”，交易与授权解决“如何流动”。这正是人文县域经济学区别于一般“文旅开发”思路的关键所在——后者停留在收入层面，前者试图触及资产层面。

但资产化必须同时划定边界。文化资产的真正底盘，是地方人文禀赋的不可复制性。资产化的对象应当是文化的可计量表达——数据、品牌使用权、体验场景的经营权——而不是文化本身。松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参照：累计流转老屋600多幢，发展民宿445家，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但老屋的价值显然不能被简化为民宿营收。建水紫陶的“紫陶贷”同样提示了资产化的另一种可能：当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拥有了可评估的信用记录和现金流，金融制度就可以将“文化能力”转化为“可抵押的资产”——但这一转化的前提，是产业本身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质量标准和市场秩序，而非将文化符号直接证券化。资产化的制度设计如果以可复制性的逻辑消解不可复制性，把活的文化做成死的标本，文化资产的“底盘”恰恰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掏空。

实践路径

人文县域经济学提出的“五维五化互动循环”——文脉传承、产业转化、城乡融合、人本发展、数字赋能五个维度，与资源活化、价值转化、产业孵化、城乡美化、生活优化五条路径——其价值不在于罗列清单，而在于揭示循环断裂的典型症候。过去不少县域文旅项目的失败，问题往往不在于资源不好，而在于只做了“产业转化”一环，忽视了文脉传承的前端、居民主体性的中端和空间品质的后端，最后做成了空有招牌、没有灵魂的假古镇。历史经典产业的案例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建水紫陶之所以能形成“系统性文化产业生态”，恰恰是因为人才体系、质量标准、金融工具与文旅场景同步发育，而不是单兵突进地“上一个项目”。

榕江“村超”提供了一个“循环未断裂”的正面参照。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1038.6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5890万元增至2025年的1.58亿元，品牌收益的51%用于壮大250个村的集体经济。榕江的关键不在于“赛事经济”的规模，而在于文化要素的活化始终与当地居民的参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公共收益的分配捆绑在一起。文化不是被“引进”的，而是被“激活”的；居民不是观众，而是主人。

由此可以提炼三条底线。第一，文化是内核而非包装。不能先盖房子再找文化贴上去，而要先读懂文脉，再决定建什么、怎么建。代州黄酒“关城联动”的顺序是先有雁门边塞文化与酿造传统，再有酒堡与街区，而不是反过来。第二，群众是主体而非客体。县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当地人还在过这种生活、还在讲这些故事。博兴老粗布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95后”村书记的直播间和“90后”创业者的颈椎枕产品里。第三，长期主义不是短期流量。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文资产，需要十年二十年的耐心培育。建水紫陶从地方土特产走向百亿产业，依托的是数十年的人才积累与工艺传承，而不是一两个爆款产品的偶然走红。

总之，文化价值的重估，本身内含着张力。资产化可能以可复制性的逻辑消解文化的不可替代性；流量逻辑可能以短期可见度反噬文脉的长期积累；县域财政能力有限，而文脉的梳理、建档、活化恰恰是一项回报周期漫长的基础工程。历史经典产业的实践进一步提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当“文化乘数”被简化为产值倍数时，那些无法被乘数捕捉的价值——技艺传承的完整性、社区生活的延续性、审美判断的自主性——恰恰可能在增长中被悄然损耗。承认这些张力，不是要退回“文化不能碰经济”的旧观念，而是要明确：文化之所以需要被放到根基、引擎、底盘的位置上，恰恰因为发展逻辑已经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生成”。物质资本可以标准化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消化，唯有根植于一方水土的文化禀赋，不能被外部替代，也不能被短期突击所生成。

人文县域经济学的理论分量，正在于它试图为“文化如何内生于经济”提供一套可检验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在“文化热”之后作事后的修辞追认。把文化放回它本应在的位置上，它所获得的回报，不仅是经济的韧性，更是一种能够穿越周期、安顿人心的文明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