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论道训练营导师，红网集团编委、理论评论中心主任）

某种意义上，新闻评论是一个需要平衡的辩证的矛盾体，如事实与观点如何平衡，立场与情绪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如何平衡，诸如此类。这里面，涉及的就是新闻评论写作的伦理问题。

相比一般的新闻报道，评论写作的伦理问题更为复杂，却时常被忽略了。大量评论者缺乏专业的伦理训练，少了一份应有的评论伦理的自觉。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反转新闻常态化，仓促发声的评论频频被真相“打脸”。

而新闻评论写作的伦理，在把握平衡二字的基础上，大体可以理解为，评论者如何负责任地行使表达权，既不伤害被评论对象的合法权益，又不误导公众认知，同时维护媒体公信力。从写作实践的角度，可以真实原则、公正原则、边界伦理等层面来考量。

真实性原则：事实是评论的基石

评论的说服力，必须建立在对事实的准确把握之上。一旦所依据的“事实”本身有问题，无论论证多么严密，结论都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推即倒。

真实性原则面临的首要伦理陷阱，是“评论跑在调查前面”。

譬如在2025年郑州“七人一碗面”事件中，一家面馆发布视频称“七个顾客只点一碗面却反复免费续面”，多家媒体的评论，甚至包括央媒的评论，迅速以“免费续面经不起算计”为基调对顾客进行道德谴责。然而真相随后曝光，面馆老板剪辑视频时故意隐匿了关键事实。舆论随即反转，最初谴责顾客的评论沦为反面教材。

正所谓，评论具有引导公众认知的作用，一旦被片面信息裹挟，很容易形成“多数人正义”。

还有武汉大学一名男生被造谣猥亵后，部分评论者未等警方调查便仓促发文，事后查明系诬告，但评论已对这个家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如果说“评论跑在调查前面”是在真实事件上仓促发声，那么介入虚假事件则是更严重的伦理失守。

2024年“秦朗丢作业”事件中，网红编造在巴黎捡到小学生作业的故事，部分主流媒体不仅参与转发，甚至安排记者去“核实”。有评论将之比作“烽火戏诸侯”，事件内核是设计过的剧本，被看热闹的是广大网民和媒体。这类“新黄色新闻”之所以能够冲上热搜、霸榜霸屏，恰恰需要博主、平台、媒体、网友的层层助力。

一旦媒体评论介入虚构事件，评论这一行为本身就赋予了该事件“值得被讨论”的合法性，使虚假信息在评论包装下获得二次传播的动力。评论什么、不评论什么，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选择评论虚假事件，就是失职。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要求“认真核实新闻信息来源”“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评论者。没有事实根基的评论，不过是在“对空射箭”，因为射出的每一支箭都可能伤及无辜。

公正性原则：评论者的立场与偏见

评论允许有立场，但立场不能替代公正。所谓公正原则，并非要求评论者在所有问题上“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要求在表达立场时遵循基本的公平原则，即不预设立场、不选择性呈现事实、不对不同对象采用“双重标准”。

评论最本能的冲动是“站队”。面对争议事件迅速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据此展开论证。这种思维模式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往往造成对事实的裁剪和歪曲。

再次审视“七人一碗面”事件，最初看到店家选择性剪辑的视频，评论者的“正义直觉”一致指向顾客。当真相揭露后，舆论又迅速站到顾客一边，反过来谴责店家。两轮“站队”都有情绪化评论的推波助澜，评论者在这场“左右横跳”中，彻底丧失了“理性观察者”的角色定位。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评论者的正确姿态不是“选边站”，而是追问事实、等待真相，给“事实的另一种可能”留出空间。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评论的“枪口”究竟应该对准谁？

2025年马拉松“最快女护士”事件中，女护士张水华夺冠后因在采访中说了几句“不够得体”的话，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被指“情商低”。但细究起来，她不过是在夺冠的激动时刻说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没有触犯公共利益，也没有伤害到任何具体的人。

诸如此类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按照媒介伦理，更应监督的是有权有势的人或机构，对普通人、弱势群体，有必要保持宽容。评论的监督应当“就高不就低”，要聚焦权力、资本和公共机构；而非向下苛责，对普通人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这是新闻评论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应有的自觉和自律。

公正原则面临的另一种失范是“情绪绑架”。2025年内蒙古“免费捡白菜”事件中，网民发布视频称白菜可以“免费采捡”，当地媒体记者“未到现场核实”便通过官方账号跟进报道，引发数百人哄抢。种植户随后夸大损失，部分自媒体利用AI生成虚假画面渲染“农民血泪史”。这被评论者揭示为一场“全面失守”，从自媒体虚假故事到媒体失职转发，信息链条上每个节点几乎都被“流量至上”的逻辑侵蚀。涉事记者用机构媒体公信力充当谣言“信用担保”，情绪化的评论表述进一步放大公众愤怒，将虚假信息引发的闹剧升级为更大范围的舆论事件。

这也提醒每一位评论者，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也恰恰是最需要被理性审视的。一篇好的评论，应当帮助受众冷静思考，而非煽动愤怒。

边界伦理：评论可以走多远

评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任何自由都有边界。评论者在行使表达权时，必须清醒地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这个边界不仅由法律划定，也由职业伦理和社会共识共同维护。

评论写作最容易触碰的法律红线是名誉侵权，关键的法律概念是“公正评论”。

孔庆东诉南京广电名誉侵权案中，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因不满主持人吴晓平在评论中称其“靠骂人出名”，将对方诉至法院。北京海淀法院驳回其全部诉求，认定评论不构成侮辱和名誉侵权。判决表明了一个重要原则，也就是公众人物对舆论监督负有更大程度的容忍义务，只要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基本真实、关乎公共利益、言辞未超出合理范围，即便立场鲜明也应受言论自由保护。但这不意味着评论者可以无所顾忌，法院同时强调评论者“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性为准绳”，不得以贬损他人人格为唯一或主要目的。

商业评论的伦理边界同样值得关注。某自媒体称自动驾驶“干掉1亿司机”并评价相关企业“缺少良心和道德”，被诉名誉侵权。广州互联网法院认定，探讨无人驾驶技术的社会影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但“干掉1亿司机”等措辞属于“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测”，“缺少良心和道德”系“以贬损他人为目的的恶意评价”，超出合理范围，判决被告赔偿5000元。

这一案例清晰说明，评论可以尖锐批评企业的商业模式，但必须基于事实依据而非臆测，措辞应当就事论事，一旦从“否定行为”滑向“否定人格”，就可能跨越边界。

边界伦理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也体现在评论者的自我约束上。东航空难报道中，央视记者在救援现场看到乘务人员证件时立即伸手捂住、示意镜头避开，轻声说“这个不要给特写了”，被誉为“灾难报道中恪守伦理的典范”。同样，评论者在引用具体人物经历时，也应遵循“最小伤害原则”，不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伤痛进行“特写式”渲染，不将个体的不幸转化为公共消费的素材。评论的目的是解释问题，而非消费苦难。

如今，新媒体时代给边界伦理带来新的挑战。百度AI造谣律师案被称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名誉侵权第一案”，AI智能回答竟生成某律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虚构信息。法院终审判决百度构成名誉侵权，认定AI产生诽谤性内容“属于可预见、可防控的高风险范畴”，“可防而未防”即存在过错。这一判决提出前瞻性问题，当AI参与内容生成时，伦理责任如何分配？评论者不能以“AI写的”为由逃避核实和把关的责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借助AI生成的作品，也要适当体现相关的标识，以示区别。

与此同时，虚假摆拍不断升级，从“直播绑架”到“寻找救命恩人”，评论者如果介入虚假事件，本身就成为了虚假信息的“合谋者”。建立严格的“事实把关”意识，追问原始信源、权威确认、是否存在“剧本痕迹”，这应当是每位评论者无可推卸的职业义务。

新闻评论写作伦理的价值旨向，即为公共利益服务

我们所关注所评论的热点事件，如“七人一碗面”的反转、“秦朗丢作业”的荒诞、“免费捡白菜”的全面失守、AI造谣的侵权争议，这些案例虽涉及新闻评论的不同伦理维度，但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评论的权力应当为谁服务？

一般而言，评论的权力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应当追求真相和理性，而非流量和情绪；应当监督权力和强势者，而非欺凌普通人和弱势者。

要做到这一点，评论者需要具备三重自觉。事实自觉，即让调查跑在评论前面，让事实成为立场的前提；公正自觉，即“枪口抬高一厘米”，对普通人保持宽容，对公共议题保持理性；独立自觉，即不为利益所动，不为流量所驱，不为情绪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