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奕博

词人断限是编撰断代词集必要解决的问题。简单而言就是一位词家、身经两朝，如何断代的问题。而这一现象的诞生又是历代王朝兴替的必然结果，对于后世学者汇编整合工作特别是断限工作造成了客观上的争议。

背后实际是“法理”与“人情”的对立统一问题。“法理”即词作时间地点等客观因素，“人情”即身份、风格等主观因素。由此便通过组合诞生出三种断限方式，即“以词人生平为主导的断限方式”“以词人词作为主导的断限方式”“以各类综合因素为原则的断限方式”。三者分别对应的底层逻辑，即“以法理为主导”“以人情为主导”“双方相互补充影响”。以下进行详细论述。

以词人生平为主导的断限方式

叶恭绰《全清词钞》是以生平为主导的断限方式之典型。其《例言》曰：“以殁于清代（自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者为主……惟其中如陈子龙（1608~1647）、夏完淳（1631~1647）之类殁于顺治初年，且因抗清授命，自不列入。但清末词学最盛，其中诸名家，少有不夙负时望而殁于民国者，以欲考见渊源授受之迹，及风气转变之由，因亦一并列入，称为附录焉。”概括上限是“卒于清而不因抗清卒于清”，下限是“跨清民国两代者不入正编”。上限对特殊群体的认定范围较为狭窄，事实上，存在大量心怀故国却不得以委身清朝的前代遗老，似明末礼部尚书钱谦益，降清任礼部侍郎，后投身反清事业。《全清词钞》依然收录一首钱谦益（1582~1664）《永遇乐·十六夜有感次韵》词。

词作于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始秘密联络反清复明势力。其中不免有“孽子孤臣之感”（白雨斋词话·卷一，P3769）。钱仲联先生言：“牧斋志杰，久历不渝，委曲求全，固不计一时之毁誉也。”确将其收入清词集合，恐多有“非所愿也而强为之”之嫌疑。但叶先生强调：“是编撰录清一代词家佳作。……以示三百年来词学全貌之轮廓，并无旧日历史区分朝代的意味。”可见编者力求客观地展示清词全貌。但偏只收录钱谦益此一首，且是“故国之思”相当不明显的一首。而钱谦益顺治三年（1646）《贺新郎·病中有感》、顺治十年（1653）《水龙吟·送万大士》等更加凸显其抗清壮志的“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无一首收录。中华书局《全清词钞·出版说明》直言：“任何一种文艺选本，总是表明编者的意见。”归根到底，叶先生是对那些充满“反清复明”艺术倾向的词作入选清词合集心有不甘。而其作家又不是殁于顺治初年，故而便直接隐去不选或只选倾向不明显的寥寥数首。首先忽视了那些前朝遗老的“身份归属”意愿。其次不能真正周密客观地编选，必有隐藏遗漏。但主观上的“亡国之音”又同时是客观上的早期清词面貌的核心组成部分，“以示三百年来词学全貌之轮廓”的学术追求要求收录这些作品。这就形成了“作家主观意愿”“编者主观意愿”“客观实际”之间的复杂矛盾，断然不能做到不考虑“人心”。

以词人词作为主导的断限方式

清嘉庆年间王昶编《明词综》是以词作为主导的断限方式的典型。陈廷焯针对《明词综》说：“有明一代，可选者寥寥无几，高者难获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约不过数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选平庸也。”（白雨斋词话·卷五，P3903）明词固然难选，然陈所言，诚浙常两派审美。龙榆生就明确反对“明人无词”的观点，称：“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陈廷焯已然夸大明词的不堪局面。

《明词综》作为一部断代词总集，编者理应将其认为的应该归属这一朝代的词人收录当中。而《明词综序》直言：“盖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不乖于风雅。”王昶既然名其曰“明初词人”，即已然属“应该收录”的范畴。却因“不乖于风雅”没有收录，在客观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是在词作风格的角度上进行断限。《明词综序》：“选择大旨，亦悉以南宋名家为宗”可见，王昶依浙派审美选词，俚俗、豪放风格的词作多有抛掷。

综上论述，体现出“编者艺术审美”和“作家艺术审美”的矛盾。“非浙派几乎不录”是王昶编撰时的最大遗憾，是“编者人心”胜于“作家人心”和“客观实际”展现。或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不能影响整体词集的修撰。何况以一派审美一概而论，弊端可想而知。

以各类综合因素为原则的断限方式

综合各类因素为原则的断限方式，是近代自唐圭璋先生奠定词之文献学以来，逐步发展而成的。其整体成熟过程，即是通过《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等一系列断代词总集的编撰工程体现的。

唐先生在《全宋词》凡例中指出：“断代之文学总集，作者处易代之际者，属上属下，论定为难。但必有尺度以一之。是编断限，上继《全唐诗》中之五代词，下及一二七六年南宋之亡。凡唐五代入宋者，俱以为唐五代人。凡宋亡时年满二十者，俱以为宋人；”此断限综合最多，考虑最全。上限考虑遗民“身份认同”，下限结合易代者年龄、身份、官阶品级等客观实际，兼得“法理”与“人心”。

《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作为《全宋词》联袂之作，断限以《全宋词》所录为宗又别填自身标准，例：元好问主要仕途与词作风格形成于金代，划入金词录；韦庄奠基西蜀政权，划入五代西蜀词录；后主李煜核心词作虽作于破国亡家后，以其心之归属，划入五代南唐词录。故见断限标准融合词家身份定位、社交状况、词风形成、政治地位等各类因素，断限方式进一步成熟。

《全明词》《全清词》力求修正前代不足，互为断限。对比《全清词钞》断限，《全清词·凡例》言：“明清之际词人，大体以作者出处定取舍。凡抗清殉难以及殁于清而以明遗民自居者，本书不收录。生于清末，卒于民国以后之词人，除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品理应别成专辑外，本书均加收录，以竟近世词学之原委。”较《全清词钞》合理扩大对特殊群体的界定范围，“以明遗民自居者”由《全明词》加以收录。合遗民“身份认同”之“人心”。承认满清遗老“身份认同”，又实现了叶恭绰“以示三百年来词学全貌之轮廓”的学术追求。此外又将阶级身份、革命立场、词学史古今交替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最终实现“法理”与“人情”的统筹兼顾。

综上三大部分，已阐释“生卒断限”之不足、“身份归属”必要兼顾、“词风断限”之弊端，至“以各类综合因素为原则的断限方式”，断限日臻合理完善，特别是将阶级身份、革命立场等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纳入断限标准，是断限标准由古到近，再到现代的成功转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文社科领域的要求。新时代以来，《全清词·雍乾卷》《全清词·嘉道卷》全部出版；《全清词·咸同卷》已基本成形，出版在望；《全清词·光宣卷》正式启动编撰；《全民国词·第一辑》也在2019年出版。可谓，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几代、无数的学界专家学者和衷共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的，对于古籍保护整理的诸多意见与擘画蓝图，即将在词学领域得到实现。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回顾200年来断代词总集的断限标准发展，不由发现——从偏颇的“编者审美”主导，到生硬的“生卒年份”为宗，再到逐渐实现兼顾“词家归属感”与“客观实际”，最终到融入“阶级观念”。断限发展史恰恰反映出国家民族发展史，从日渐僵化的封建时代向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时代前行进步。已然揭示出，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逐渐向“法理”与“人情”兼顾的状态靠近，是中华文化继承发展的现代化转型，对古典文化保护利用传承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