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坤（系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中国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不断探索、实践与升华的过程。它根植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其最终确立与科学指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深刻嬗变。回溯源头，清末以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严复等先驱者虽对报刊功能有所论述，然其思想多嵌于改良救亡的时代母题之中，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学科形态尚未明晰。这一状况在北洋政府时期呈现新的变化，彼时的民营报人活动及其理论思考，构成了中国新闻学早期演进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片段。刘炎飞所著《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岳麓书社出版）对此进行了专项梳理，为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审视这段报业史提供了新的学术参考。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报业景观与思想萌芽

北洋政府时期，帝制崩塌，共和初立，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与阵痛之中。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客观上使得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喘息空间。正是在这种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民营报刊得以较快发展，成为当时传播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等一批知识分子投身报业，他们或主持笔政，或创办报刊，或著书立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实践与思考群体。徐宝璜的《新闻学》、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一批早期新闻学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新闻活动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的初步尝试。史量才经营的《申报》、胡政之参与管理的《大公报》、汪汉溪主持的《新闻报》等，则在市场运作与内容传播方面积累了经验，提升了报业的社会影响力。

必须明确指出，这一时期民营报业的活跃与思想的萌动，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兴衰起伏，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软弱的中央政权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紧密相连。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苛求前人，也不能忽视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尤其需要清醒认识到，缺乏科学世界观指导和先进政党领导的新闻实践，终究难以找到彻底改造社会、服务人民的正确道路。

二、学术研究中的补白与辩证审视

长期以来，学界对北洋时期报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存在不平衡之处，对民营报人群体的关注相对不足。刘炎飞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该书系统梳理了1919年至1928年间民营报人的新闻主张，不仅分析了已成体系的专著，还挖掘了散见于报章、书信、日记中的思想片段，力图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认知图景。

作者归纳指出，这些民营报人在报刊功能上，试图超越单纯的“政治工具论”，部分论述倾向于将报纸定位为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载体；在业务理念上，强调新闻报道应基于事实，初步探讨了以读者为中心、注重新闻价值判断的原则；在职业伦理层面，呼吁从业者的道德修养，倡导报道的客观性与立场的独立性；在操作规范上，系统引入了如倒金字塔写作、事实与意见分离等专业采编方法。此外，他们在经营理念上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不但探索基于广告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也思考报纸作为特殊商品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试图在商业利益与公共属性之间寻求平衡。

对于这些历史现象与思想遗产，我们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一方面，要历史地看到，民营报人对新闻专业性的某些探索，如注重新闻事实、讲求职业道德、规范采编流程等，其中蕴含的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初步触及，对于后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黄远生所提出的“四能”（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要求，其精神内核与我们今天对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四力”要求，存在着跨越时空的某种呼应。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刻批判其思想内核中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背离的部分。民营报人所追求的“公共性”“客观性”与“职业化”，由于其阶级立场和历史视野的局限，往往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和抽象性。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绝对的“公共性”和“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他们未能认识到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属性与功能是由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决定的。他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也常常陷入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空想，未能看到新闻自由总是具体的、相对的，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相联系。其理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事业为谁服务、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容易陷入左右摇摆的困境，或在商业化浪潮中迷失方向，或无法抵御来自各种政治力量的挤压。其理论探索的不彻底性，恰恰反衬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新闻事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启示与当代意义：坚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回顾北洋时期民营报人的实践与思想，我们能够获得深刻的历史启示。这段历史表明，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新闻理念，也不能走脱离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谓“专业化”道路。它雄辩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新闻事业才能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学揭示了新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明确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最根本的原则。它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与历史上民营报人模糊的“社会公器”论、抽象的“客观公正”说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实基础之上的，它深刻阐明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标准是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推动社会进步。

总而言之，刘炎飞的《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全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见解独到，在史料挖掘与理论阐释方面均有所突破，是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该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更在于为我们理解中国新闻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新闻学的形成并非简单的西方理论移植。民营报人既吸收了西方新闻学的核心理念，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责任伦理，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思想体系。这一认识，对当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期待更多学者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共同构建更加完整、立体的中国新闻思想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