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

评论写作，是一门“技艺”，既需要“技术”，更需要“艺术”，表面上看是写作的“技艺”，实质上是思想的“技艺”。

一般来说，如果想从事评论写作，都有一个在“技艺”层面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程度，也决定了这个过程的长短。问题在于如何快速提升个人的“差异化”？这是不少初学者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被称为有没有“捷径”的问题。二十多年前，我在年轻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并没有完全考虑评论写作，更多是从人生成长的维度，就像罗素所说的“人类的知识”那样，像L.S.斯泰宾所说的“有效思维”那样，如何才能让自己迅速汲取前人的智慧，有效训练自己的思维，少走弯路。

我当时想到的方法，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位“思想陪练”。所谓“思想陪练”，即选择一个理想中的“思想画像”作为参照，通过持续地学习、借鉴、对话、辩论，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思维模型。专业运动需要“陪练”，深度思考更需要“陪练”，很多世界冠军都是有专门的陪练，同样，想在思考上少走弯路，更需要“思想陪练”。

基于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如阶梯般从低到高分为五层：生理、安全、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无疑，思想属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但也是最难企及的。“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仅仅依靠自己的觉悟，有多少人生是经过审视的呢？

由此可见，“深度思考”属于知易行难，充满艰辛，而评论写作同样如此，可以视作“深度思考”在公共表达上的体现。那么，就评论写作而言，到底什么是“思想陪练”？如何寻找“思想陪练”？如果有机会，自己如何充当别人的“思想陪练”？

2003年的秋天，我还生活在南京，还在大学读书，顺着哈耶克、罗素、金岳霖、李敖……这些“思想路标”，一下子走进了殷海光。殷海光并不是我走上评论写作的“领路者”，但却是我从事评论写作的“思想陪练”。“思想陪练”，是我自己“发明”的词汇。青年时代，常感迷惘，成长需要像运动员一样，寻找适合的陪练。近十年的“陪练史”，于我具体的影响有二：一是“没有颜色的思想”，二是“辨别是非的方法”。这一点，我在2012年9月10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我的“思想陪练”殷海光》一文中曾有详述。

当时想到“思想陪练”这个方法，很偶然，也很顺理成章，一次遇到一些人生坎坷，心情低沉，中午去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附近的一家鸭血粉丝汤小店吃饭，老板姓莫，算是脸熟，看我情绪不对，等客人少的时候坐我旁边，突然问我，你最欣赏的人是谁？看我有些茫然，接着说，你最崇拜谁？如果他遇到你这样的困难，会怎么想，怎么做？道理不难理解，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之前，我们会说，像法学家一样思考，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其实，还是略抽象，需要换个说法，就是像哪位哲学家一样思考，即便同为哲学家，思维方式也是差异很大。我想到的是，如何像作为哲学家的殷海光那样思考？如何像作为哲学家的罗素那样思考？不单单是学习，也不单单是借鉴，而是一种运动员与陪练的关系，就像面对面询问、讨论。

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无所得。（《论语》）选择“思想陪练”，注定要从更为专业、更为宽阔的视角去思考。如何评论一个具体的公共事件？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评论员？当谈到知识储备时，想到罗素的“人类的知识”，当谈到市场规则时，想到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当谈到社会问题时，想到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评论写作将不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思考，让写作从“信息增量”上升到“思想增量”，无形之中，文本的厚度与高度都将得到丰富。

潜意识里，“思想陪练”是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思想陪练”有现实中的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同学，可能是那些平时只能在书本中、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人，也有历史中的人，可能是古今中外，三教九流，皆有可能成为候选。进而言之，这就会产生一个“思想画像”，“思想陪练”的思想、方法，遇到你所感知的场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怎么想？怎么决策？怎么选择？从“上帝视角”看，“思想陪练”的想法是主流还是另类？他的理论方法在解释今天的现实时，优势在哪里，边界在哪里？近些年，我陆续写了近百位政论家、评论家的专栏，既是从评论史的角度去打量、观察，从个人角度出发，也都算是自己的“思想陪练”，他们在面临时代困境时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撰写评论？从这些“思想陪练”那里，我深深体会到，建立一种“长时段、远距离、宽视野”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以著名评论作品《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例，2003年，《南方都市报》刊发了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收容在看护所遭毒打身亡的报道，同时推出该篇评论。知名评论人孟波是文章作者，他在文中连续追问，孙志刚该不该被收容？即使孙志刚属于收容对象，谁有权力对他实施暴力？真正彰显文章风骨的是作者一以贯之的理念——“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我们在关注此事的时候，不应过分关注孙志刚的身份——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拥有美好前途的年轻人，还要还原出孙志刚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对特殊身份的义勇而淹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呢？谁不是普通公民呢？”在广泛的影响力之外，文章的另一独特价值，就是成为很多评论作者的“思想陪练”，让“人的标准”成为评论写作的常识。

当代知名评论人陈宜强（1962—2014），笔名西风，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思想陪练”。他因病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时评之变：以陈宜强（西风）的评论创作为例（2002—2014）》以志纪念，其中写到，就其新闻评论创作文本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2002年起步，2014年中止，期间评论创作虽时断时续，但笔耕不辍，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经由他的经历，可以窥见时评在最近十数年的演进中，清晰地呈现出三大转型轨迹：一是从纯粹的文学传世向入世的政论觉世转型，二是从朴素的平民情结向鲜明的公民意识转型，三是从本能的监督公权向积极的社会治理转型。

自参加工作以来，二十年的时光，我先后带过近百位实习生，其中一位实习生陈白，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学者熊培云。由于她实习时间较长，也从事评论写作，给我带来的启发也比较多，我再次思考“思想陪练”的问题。在《青年记者》杂志的专栏中，我首次谈到“职业陪练”与“思想陪练”的区别，合适的“职业陪练”，是职业成长的催化剂，而不称职的“陪练”则会影响职业的成长，严重者，也可能让人误入歧途。（《“思想陪练”：职业成长的“催化剂”》，《青年记者》，2013年第19期）客观说，很多时候，二者之间很难划等号，“职业陪练”有可能是“思想陪练”，而“思想陪练”大多不是“职业陪练”。

如果说，“职业陪练”侧重传授评论写作的“语法”，如何立论、如何论证、如何结构、如何遣词造句等，那么，“思想陪练”则侧重辅助建构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型与价值标尺。

寻找、遴选“思想陪练”的过程，也是不断矫正自我定位的过程，就个人经验，至少有三个标准：其一，价值的认可性，价值取向是第一要义，价值观无法同向同频，无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很难成为“思想陪练”；其二，思维的挑战性，“思想陪练”会引导你走出思维的舒适区，重新审视理所当然的前提，从而完善论证中的薄弱环节；其三，方法的对话性，与“思想陪练”的隔空对话，仿若思维的“磨刀石”，辅助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路标”，进而形成独有的知识谱系，并在具体问题上给予即时性的启思。

评论写作，并非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内外互动与思想接力。一位卓越的评论写作者，既善于不断寻找“思想陪练”，也可能在客观上成为别人的“思想陪练”，通过在一次次的观点碰撞中，提升“观念的水位”，让评论的价值由此放大，让思考的光芒由此升华，记录时代，启迪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