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卿（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恋 （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5年全球妇女峰会以“命运与共：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为主题，在《北京宣言》发布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首次将“双重赋权”确立为核心议题，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我们审视妇女在经济和家庭领域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深层理论支撑，而其蕴含的“投资于人”的逻辑，则为破解这一困境指明了实践方向。在中国，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两种生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日益凸显。如何通过系统性的“投资于人”实现妇女“双重赋权”，不仅是回应国际议题的理论需要，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中国妇女“双重赋权”实践：对“两种生产”失衡的本土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全球妇女峰会中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一论述深刻呼应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要义，点明了妇女赋权必须贯通两大生产领域。在中国，尽管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显著提升，但两种生产之间的投入失衡依然突出，成为制约妇女全面发展的深层瓶颈。

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仍面临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障碍。据全国妇联相关调查，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遭遇的隐性歧视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生育期间，职业中断、晋升受阻等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女性在高薪技术岗位（如STEM领域）和高级管理岗位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薪酬差距虽然逐步缩小，但远未消除。这些问题表明，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在技能提升、创业扶持和公平就业保障等方面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人的再生产领域，矛盾更加深刻。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下物质生产重返社会化，而人类自身生产却滞留于家庭内部，主要由女性承担。在中国，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女性作为“两种生产矛盾集中承载者”的特征愈发明显。一方面，职场女性被期待像没有家庭负担一样投入工作；另一方面，家庭中生育、照料、教育等再生产劳动仍主要由女性无偿承担。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不足6%，超过80%的家庭育儿责任由母亲主要履行。这种“双重负担”不仅加剧了女性的身心压力，也在宏观上导致了低生育意愿与劳动力供给紧张并存的结构性困境。

“双重赋权”指向就此清晰：既要让女性在物质生产中获得平等机会与经济独立，也要在人的再生产领域为其争取权益与自主权，使两种生产从相互掣肘转为相互支撑。中国近年来的政策探索，从设立女职工生育保险、推广“妈妈岗”灵活就业，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强化就业性别歧视监管这一系列行动，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本土回应。

结构性失衡的深层诊断：对“两种生产”投入的偏差

“双重赋权”议题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在于它精准诊断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对两种生产的投入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过去女性多为单一的家庭角色，如今大量进入职场，成为兼顾职场与家庭的“两栖者”，但社会支持体系并未同步跟进。“女强人”的标签背后，是公共资源长期偏向物质生产领域，而对人的再生产领域投入严重不足。这种偏差导致女性常陷入双重挫败：在家庭中被抱怨“缺位”，在职场上被质疑“分心”。

失衡在物质生产一侧的表现是，对女性人力资本的专项投资明显滞后。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女性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比不足三成，而大量女性集中于低薪、低保障的服务业与灵活就业。由于缺乏普惠性的照料支持，许多女性不得不在生育后中断就业或转为兼职，其再就业时的平均薪资较生育前下降近20%。这反映出，如果不补齐对人的再生产领域的投入，提升女性物质生产的参与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失衡在人的再生产一侧更加触目。全国妇联调查显示，城镇女性日均家务劳动时间约为男性的2.5倍，0-3岁婴幼儿的照料责任中，母亲承担主要工作的比例高达78%。农村地区及流动人口中的生殖健康服务覆盖仍存盲区，部分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反弹风险不容忽视。这种对生命生产、养育、照护的系统性低投入，不仅压弯了女性个体，更在宏观上催生了生育率持续走低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连锁反应。

实践路径：“投资于人”作为“两种生产”平衡发展的当代落点

近年来，国家已开始矫正这一失衡：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到纲要专章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出发挥育儿补贴和税收抵扣作用、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生育休假制度等一揽子措施；从“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到各地试点“父母共担育儿假”、发放育儿津贴。这些举措承认一个朴素的事实：对人的再生产的投入，本身就是对物质生产未来竞争力的最有效投资；让女性从“双重负担”中解放，就是对整个社会生产力最直接的激活。

“双重赋权”落地的关键，在于以“投资于人”实现两种生产平衡。在中国，“投资于人”已成为被政策验证的方法论。在物质生产领域，具体路径包括：一是专项贷款贴息与创业孵化，如“巾帼创业贷”已支持数百万女性小微企业；二是STEM领域女性人才培养，企业联合高校开展“女性科技人才赋能计划”；三是以法律刚性落实同工同酬，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监察。这些举措使女性释放技术创新潜能，筑牢发展根基。

在人的再生产领域，中国正建设生育友好与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以家庭和谐稳固社会根基。首先是扩大普惠托育，到2025年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个，普惠性占比超60%。其次是推广弹性工作制与“妈妈岗”灵活就业。再次是推行“父母共享育儿假”，全国超20个省份设立，时长10-30天，倒逼家庭共担责任。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将人类自身再生产从“女性私责”还原为“公共事业”。当女性不必因生育而放弃发展机会，“双重赋权”才真正落地。

马克思主义将妇女的地位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妇女解放必须同时观照物质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两个维度，不可偏废其一。“双重赋权”的实践绝非两个维度的机械叠加，而是要借助“投资于人”这一具象化的政策语言，实现二者的结构性联动。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投资于人”为抓手的双重赋权路径，正在推动形成“两种生产平衡——女性全面发展——社会平等可持续”的良性闭环，为破解妇女发展困境、助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切实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