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的山水人文。

□王言虎

在湖湘文库《傅熊湘集》收录的《钝安词》一卷中，有《临江仙・与雪耘联句》一词。这首词是傅熊湘与同乡刘鹏年（字雪耘，醴陵同乡，南社湘集同人）灯下联句唱和之作，历经辛亥革命之后连年战乱，不少革命故交零落消散，傅熊湘自身亦数度遭祸避地、辗转奔走。词云：“莽荡人间何处好，泪痕曾满征衣。酒阑灯灺倍依依。荡胸豪气尽，回首故人稀。”这首词道尽了乱世奔走的颠沛之苦与故交零落的怅惘，字里行间沉郁悲凉，却难掩胸中豪气，恰是傅熊湘一生坎坷行迹与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

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往往由一代代先贤的风骨托举。1930年12月，傅熊湘病逝安徽安庆，归葬醴陵西山。近百年之后，立于醴陵西山之上，回望这位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长眠于斯的醴陵赤子，不禁要问，这位只活了四十八岁的“湖湘巨子”，究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百年后的今天，傅熊湘这个名字，为何依然值得被反复书写？

以笔为戈，勇挑重任的担当精神

傅熊湘的精神遗产，首先是一种敢于发声、不畏强权的文人风骨。

1882年，傅熊湘生于醴陵北乡。少年时入渌江书院、岳麓书院，师从王先谦、吴德襄，本可以循着传统士大夫的路径，走一条安稳的科举之路。然而，深重的民族危机让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906年，他与宁调元等人在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宣传推翻帝制；又与胡适、丁洪海等编辑《竞业旬报》，这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之一，以通俗语言开启民智，改良社会。

在那个“文字狱”阴影未散的年代，办报是危险的职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政权，傅熊湘常在报刊著文反袁。1913年，袁党汤芗铭督湘，下令通缉傅熊湘，他不得不“间道入里”，在家乡隐姓埋名。1916年，他再度出任《长沙日报》总编辑，因抨击北洋军阀，报馆被焚，他恰好归乡，幸免于难。

报馆可以焚毁，但文人的脊梁不会折断。1918年，醴陵遭北兵劫掠，傅熊湘赴上海请赈，参与编写《醴陵兵燹纪略》，声讨张敬尧祸湘罪行。这种“以笔为戈”的担当，不是书斋里的意气用事，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真抗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当下，这份勇毅尽责的精神力量，希望能够继续感召当代醴陵人扛起城市发展前行所亟须的责任与担当。

傅熊湘。

以教兴国，启迪民智的家国精神

傅熊湘的精神遗产，更是一种扎根乡土、教育救国的实践理性。

他并非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他回到醴陵，先后在渌江中学、萍乡中学、正本女校、长沙明德学堂任教五年，向学生灌输民主革命思想，传授知识，培养了大批人才。1920年，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傅熊湘回到醴陵，创办醴泉小学，主编《醴陵旬报》《通俗报》，致力于家乡的基础教育与民众启蒙。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编撰的《醴陵乡土志》。1926年出版的这部著作，详细记载了清雍正以来醴陵瓷业的历史沿革和生产经营情况，被方志学家吴恭亨誉为“国内首记瓷业之先声”。傅熊湘编撰《醴陵乡土志》，提出教育应当从爱乡走向爱国的理念：教育学生爱国，先要引导学生爱乡，连家乡都不热爱，便无从谈及爱国。

这种“爱乡方能爱国”的理念，将宏大的家国情怀落实到具体的乡土认知中。他详细记录醴陵的形势、城镇、政治、风俗、教育、实业、人物、山水，尤其对醴陵瓷业的历史沿革着墨甚多，从清雍正以来的发展，到宣统元年在南京“南洋劝业会”上夺得金牌一等奖、名列景德镇之上的辉煌，无不倾注热情。

百年后的今天，当醴陵以“中国瓷都”之名走向世界，当渌江书院重新成为文化地标，不应忘记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一位醴陵文人，以编撰乡土教材的方式，为家乡的文化自信与产业自觉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以文化人，兼容并蓄的首创精神

傅熊湘的精神遗产，还是一种在时代巨变中守护文化根脉的自觉。

他是旧体文学的大家，《南社丛选》收录其诗102首，仅次于陈去病，在柳亚子之上，“其诗有才有情，有势有力，总非凡响”。1924年，有感于上海新南社改弦更张，傅熊湘在长沙发起南社湘集并被公推为社长，社团订立“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的宗旨，力图保存南社旧观，坚守旧南社的文化理想。

但守正并非守旧。值得注意的是，傅熊湘同时是中国白话文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与胡适在《竞业旬报》的合作，催生了胡适“第一篇彻底纯熟的白话文”。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深情追忆二人一同编辑《竞业旬报》的过往。傅熊湘回赠胡适的诗句“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字里行间既是知己相惜，也映照出胡适对这位前辈同道的敬重。

这种“旧学为体、新知为用”的开放视野，在他任湖南中山图书馆馆长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整理旧籍文物，重新进行编目，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暗中引导后辈走上正道，使他们既不盲目求新，也不随意守旧。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今天，傅熊湘的这种文化态度极具启示意义。既不盲目崇古，也不全盘西化；既守护根脉，又拥抱新知。这是一种成熟的文化自信，也是醴陵作为千年古邑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秉持的文化立场。

以行践志，淡泊为公的实干精神

傅熊湘的精神遗产，最后是一种不计名利、实干兴邦的担当。

他的一生，并非只有书斋与笔墨。1920年代，他参与倡修渌江石拱桥，接续熊希龄实业兴瓷的理想，扛起振兴醴陵陶瓷的重任，担任醴陵模范窑业工场总经理。他潜心梳理瓷业文脉，撰写《瓷经》被收录进《中国大百科全书》，让醴陵瓷文化得以载入国家级典籍。

然而，这位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文人，一生却“家素清贫，历以借贷活”。他历任湖南省参议员、沅江县县长、安徽省民政厅秘书、安徽省棉税局长等职，为官多年却不置田地、不纳妾，连房产也是父亲早年置办，去世后丧事还是靠友人出资操办。

正是这种“三年不饮洞庭水，笑我行歌江海来”的豪迈洒脱，让他始终保持了文人的独立人格。他不置产业，却为醴陵留下了渌江桥、醴泉小学、乡土志和无数精神财富；他不谋私利，以清白家风影响了后代。傅熊湘一生育有七名子女，因家境清贫、战乱频仍，有的早年夭折，有的英年病逝，幸存的后代皆自立自强，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长女绍庄辍学任教，以微薄薪水撑起家庭重担；次女绍萱考入湘雅医学院，后成河北医学院药理学专家，享誉学界；长子业葵就读南京中央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执教长沙一中；幼女傅苓亦考入湘雅，后任武汉大学医学部教授，九十六岁高龄接受采访时仍精神矍铄，笑言“好好地面对每一天，不给别人添太多麻烦”。一门子女，或杏林春暖，或桃李芬芳，或投身革命，皆以实干立身，未沾父辈官荫半分。

西山之上，松柏常青；渌江之畔，流水不息。百年后的醴陵，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兵燹频仍的小城。今天的醴陵，是“中国陶瓷之都”“中国花炮之乡”，是长株潭都市圈的重要节点，是正在崛起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回望傅熊湘这样的文化先贤，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养分。

“凌霜旧质，更新长、青条几尺”，傅熊湘宛若醴陵岱子山上的那棵青松，历经岁寒，依然青葱。他的精神遗产，早已融入醴陵的山水之间，成为这座城市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西山有松，精神长青，这或许就是傅熊湘留给醴陵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