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2026渌江讲坛·建宸大课堂第五讲即将于10月13日在渌江书院五贤堂开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周秋光，受邀作《熊希龄与创兴湖南醴陵瓷业》主题分享。

这已经不是周秋光先生第一次在醴陵讲熊希龄。据一些媒体报道，2019年，他就曾登上渌江讲坛，主讲同一题目；同一年，他还在株洲的乡邦文化讲座上讲过一次。一位研究熊希龄超过四十年的学者，反复回到同一个地方讲同一个人，这本身就值得追问：他为什么一再回到熊希龄？我们这座城市，又为什么需要一再回到熊希龄？

一个人，四十多年，八卷本

周秋光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是我国慈善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征集选题，年轻的周秋光选择了《熊希龄集》。为了完成这个项目，1983年起，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连轴转查阅收集资料，一去就是三四个月，几乎翻阅了当时所有的书刊报纸。此后二十余年，这部文集陆续扩充：1985年与恩师林增平合编的上册出版，1996年推出三卷本，2008年最终以八卷本收入“湖湘文库”丛书，收录熊希龄1891年至1937年间撰写的试卷、奏折、函电、演说等二十余类文献，成为熊希龄研究最基础的文献支撑。

从那时起，他对熊希龄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他先后出版《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1991年）、《熊希龄传》（1996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其中六十多万字的《熊希龄传》，2018年获评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2019年，他入选新中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榜单。他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出版学术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三百多篇。

我曾给周秋光先生《熊希龄传》写过一篇书评。在梳理书中史料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他写熊希龄，不是在写一个被陈列在历史橱窗里的人物，而是在写一个至今仍在影响醴陵产业走向的人。

而他为什么一再回到熊希龄？我想，四十年研究一个人，早已不是完成一个课题那么简单。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会形成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研究熊希龄成就了周秋光的学术人生，而熊希龄也需要周秋光这样的整理者与讲述者，才能一次次从故纸堆里重新站起来。一个人物与一座城市的缘分，需要有人持续讲述，才能一直保鲜。

醴陵为什么越来越重视熊希龄

这些年来，醴陵各界对熊希龄的重视持续升温，其中自然有它的内在原因和逻辑的。

第一层，是产业规模扩大之后对历史根基的追寻。今天的醴陵陶瓷产业，集群总产值已突破800亿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1500家，从业人员近20万人，产品涵盖工业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三大类4000多个品种，其中日用瓷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瓷出口量连续15年位居全国第一，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3.3%，“凡有电网处，必有醴陵瓷”成为行业共识。当产业走到这样的体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醴陵陶瓷产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这个根基是怎么打下的？产业规模越大，越需要理解自己的来路，才能判断未来的去向。

第二层，是文化传承中“活辞典”的发现。沩山村是醴陵窑的核心区，宋至民国的窑址在这里星罗棋布，连同一口口瓷泥矿井、一段段运瓷古道、一座座古桥古塔，构成一部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活辞典”。醴陵窑遗址2013年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又入选湖南省首批省级大遗址。2026年瓷博会期间，“千年华彩——醴陵陶瓷考古与艺术展”在醴陵陶瓷博物馆开展，两百多件历年出土陶瓷文物与近百件近现代釉下五彩精品同场陈列，醴陵陶瓷两千年的“家底”第一次完整摊开。当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醴陵陶瓷史的认识时，熊希龄在这条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也在被重新定位——他是两千年窑火与现代产业之间的关键纽带。

第三层，是地方历史书写中关键环节的重新定位。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176名，年龄跨度从21岁到83岁，国家、省、市、县四级传承体系完整齐备；年轻一代传承人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辅助釉下五彩的设计与创作。而这条传承链条的起点，正是熊希龄1905年创办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醴陵今天拥有湖南省陶瓷技师学院、醴陵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和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等3所陶瓷产业相关院校，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传统，正是对百年前瓷业学堂与瓷业公司办学理念的传承。当我们说“醴陵釉下五彩”的时候，不得不追溯到熊希龄；当我们讲“产教融合”的时候，不得不追溯到熊希龄；当我们谈“醴陵陶瓷产业转型”的时候，同样不得不追溯到熊希龄。一个城市的历史书写，总会在某个节点上反复回到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成了城市叙事中不可绕过的坐标。

当然，最实际的动机，是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让醴陵瓷业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今天的醴陵陶瓷产业，正处在关键的转型节点上：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传统制造转向智能化、绿色化，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竞争，每一步都面临新的挑战。而熊希龄一百二十年前面对的，本质上是一个同构的问题：一个传统产业，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成转型升级？他当时的做法是，先做扎实的产业调研，再制定系统的革新方案，然后通过办学培养人才、通过公司整合资源、通过试点逐步推广。这套思路的逻辑内核，放在今天依然有参照价值。醴陵各界重视熊希龄，不仅是因为他当年救了醴陵瓷业，更是因为他当年做事的方法和思路，对今天仍有启发。

回到熊希龄，要回到什么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熊希龄改造醴陵瓷业的当代启示》，也提到过，1905年5月，熊希龄来到醴陵时，面临的局面并不比今天任何一个转型中的产业轻松。洋瓷涌入，土货滞销，窑户“仰屋而嗟”，工人“授业以待”。他亲自走遍沩山、赤足岭、青泥湾等七处瓷土产地，把醴陵瓷业不振的原因归纳为九条、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中最要害的是运商控制——江西萍乡的盐贩子一边把盐卖到湖南，一边从醴陵运走瓷器，再用高利贷控制小窑户，两头盘剥。他看到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问题。

他开出的药方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革新方案：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1905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醴陵开办，开中国陶瓷职业教育之先河；次年，湖南瓷业公司成立，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1907年至1908年间，瓷业学堂研制出多种釉下颜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这些是已知的历史。但回到熊希龄，不只是重温这些成就，而是要回到几层更深的东西。

回到熊希龄，是回到一种“从实际出发”的产业观。醴陵之所以被熊希龄选中，不是因为有人推荐，也不是因为政策倾斜，而是因为他亲自走了一圈、看了一遍、算了一笔账，发现醴陵自清雍正以来就有土法制瓷的传统，境内不少窑户赖此为生，“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顺着百姓已有的生计去改良，比凭空创造一门产业要容易得多。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判断方式，是熊希龄做事的基本逻辑。

回到熊希龄，是回到一种“系统谋划”的方法论。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醴陵瓷业放在振兴湘省实业的大盘子里通盘考虑——办学堂解决人才问题，设公司解决组织问题，择地解决原料问题，均利解决分配问题。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革新闭环。尤其他坚持“先办学堂、再设公司”的顺序：先有技术，再有产业；先有人才，再有规模。这种系统思维，在今天尤其珍贵。

回到熊希龄，是回到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一个因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官员，一个湘西凤凰人，在没有任何行政命令要求他做这件事的情况下，主动跑到醴陵的窑厂里蹲点调研，拿出方案，争取支持，一步步把事做成。这种主动担当、敢于进取的精神，是熊希龄留给醴陵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归根结底，我们是要回到一个城市的产业初心。一个城市的产业命运，往往在最初那个关键选择里就埋下了伏笔。醴陵选择了瓷业，瓷业也选择了醴陵。而熊希龄，是那个把两者真正连在一起的人。理解他当年为什么选醴陵、怎么在醴陵做事、为醴陵留下了什么，就是理解醴陵今天产业底气的来源。

今天的醴陵，电瓷要守住全球三分之一的份额，釉下五彩要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新的表达，越来越多的“醴漂”青年选择留在这座城市。这些新课题，没有一项能在熊希龄那里找到现成答案，但都能在他的方法里找到参照。这才是“一再回到”的全部意义：回到源头，为了校准，校准我们对产业的理解，校准我们对方法的态度，校准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