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高珊

□倪江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平台治理”专章位列突出位置。

近年来，每当网络内容引发争议，总有人拿出“技术中立”当挡箭牌。事实上，技术中立不等于平台中立。前者说的是技术本身不天然带有善恶判断，代码、算法、模型本身只是工具；后者说的却是平台在内容分发、排序推荐、流量配置、规则设置等环节不承担责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平台通过算法、智能体和大模型等技术手段，掌握了信息筛选与呈现权，既是规则制定者、流量分配者，也是商业获益者，自然不能躲在“技术中立”背后。

以内容传播为例，平台并不是把所有信息原样摆在用户面前，而是依据商业目标和算法推荐，决定什么内容先被看到、什么话题更容易上热搜。用户看到的“热度”，很多时候是平台规则和技术机制共同塑造的。比如有些平台为了追求点击率和停留时长，放大八卦、猎奇和情绪化内容；有的对明显违规的信息不及时处理，反而在流量机制中继续扩散。结果真正需要公共讨论的议题被边缘化，情绪化、碎片化、极端化的内容占据了更显眼的位置。平台不是在“中立地呈现世界”，而是在悄悄塑造用户看到的世界。这背后的根子是商业逻辑。对平台来说，最能带来流量的，常常不是平稳、复杂的信息，而是能激发焦虑、愤怒、好奇和恐惧的内容。技术设计于是成了服务于商业目标的手段。

2022年“寻亲少年刘学州事件”中，大量情绪化内容被反复推荐，网络暴力不断升级，最终酿成悲剧。当年4月，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了“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活动”，聚焦网络暴力易发多发、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网站平台进行全链条治理。监管之所以把治理重点放在平台，就是因为网络暴力并非单个用户评论简单累积，而是平台推荐和流量机制持续放大的结果。

在市场交易领域，平台也早已不是中立的撮合者。近年来，“大数据杀熟”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从在线旅游、网约车到电商平台，一些平台借助用户画像、消费记录、会员等级等数据，对不同用户实行差异化定价。监管部门多次明确要求整治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等行为，并将其纳入算法治理重点。如果算法只是中立工具，就不会主动区分“熟客”和“新客”，更不会根据不同用户匹配不同价格。

平台逐利的过程，重塑了信息传播，却把信息极化、虚假信息泛滥、网络暴力、市场公平受损等风险和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如今，平台早已成为当代数字空间的重要基础设施，依托技术优势，掌握了远超个人的信息处理与风险识别能力。拥有这种“平台权力”，就必须承担与之相匹配的“平台责任”。事实上，平台也完全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既然能够精准推荐广告、识别用户偏好，就同样有能力识别违法有害内容，降低虚假信息和极端情绪的传播风险。不能在商业利益面前强调技术优势，在社会责任面前又退回“技术中立”。

技术可以没有价值倾向，但平台始终有目标、有规则、有选择。只要参与了内容分发、流量配置、算法推荐和规则制定，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负责，对数字公共空间的秩序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