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湘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以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标志，我国智库建设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新通道，成为世界智库发展史上的现象级事件。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地方智库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区域实践、贯通政策制定与一线落实的“智力桥梁”，其角色与功能发生了深刻重构。10年来，中国地方智库建设从初期的概念普及与框架搭建，走向中期的实践分化与问题显化，再演进到当前的质效提升与创新突破，走过了一条在党和国家总体部署引领下，由相关主体实践探索、政策调适与学理研究共同铺就之路。回顾我国地方智库建设10年历程，展望未来着力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地方智库建设10年进展概览

2015—2025年是中国地方智库发展的黄金10年，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多样性与适应性特征，在服务地方决策、完善治理体系、推进地方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提升智库能力、构建智库体系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一）呈现三阶段螺旋上升发展轨迹

起步与探索期（2015—2019年）。此阶段是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智库建设专门文件的首个反应周期，核心特征是“筑基”与“寻路”，主要体现为搭平台、立机构、建机制、做探索。我国共有29个省份出台了智库建设指导性文件。学理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基础性、导向性问题，以理论阐释和宏观构想为主，如地方智库的独特价值、“新型”内涵解读、与传统研究机构区别，以及不同类型智库建设路径等，为后续实践提供初步框架和方向指引。

深化与分化期（2020—2022年）。随着试点经验积累和地方治理挑战复杂化等，地方智库建设进入实践深耕、特色涌现与差异化探索阶段。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为引领，地方智库建设从“为什么建”和“大家都建”，转向“建得怎样”和“怎样建好”。学理研究则深入解剖特定区域与机构实践，如研究某市完善现有机构、成立联盟、依托高校、新建法人机构的四轮驱动策略；从传统机构向专业智库转型的经验；弥补信息资源建设短板等。

提质与创新期（2023年至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新背景下，地方智库发展进入以“质量”和“创新”为核心的关键阶段，对影响力和治理效能要求空前提升，构建智库知识协同服务模式、提升智库传播力、优化咨政建言路径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数智赋能及其对地方智库的重塑成为核心议题，呈现显著的前沿性融合性特征。地方智库发展的评价维度从“有没有”“多不多”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

（二）初步构建起地方新型智库体系

传统智库加快转型升级，大量新生智库不断涌现，形成各门类智库组成的新型智库体系。逐渐从自发性、临时性咨询服务，转变为正式的、制度化工作机制，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重要助手。

数量与类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中国智库索引（CTTI）统计，截至2025年末，符合认定标准的地方智库约有968家（图1），其中高校智库占了绝大多数，其他各类型智库错落分布。自2015年始，比照中央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应开展本地重点智库的征集遴选与建设试点工作”，这些由省级党委政府纳入支持范围的677家重点智库与培育智库成为地方智库中坚力量（图2）。

图1 2015—2025年中国地方智库数量与类型分布。

图2 2015—2025年中国省级重点智库与培育智库数量分布。根据对各省份的调查整理得出，青海、甘肃、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数据未做统计。

层级分布。呈现省级—地级—县级逐级显著递减态势。省级智库数量与影响力占绝对优势；地级智库除纳入省级重点智库之外，以驻地高校为主，活跃度较为有限；县级智库除县委党校发挥部分智库功能外，基本尚未起步。

研究领域。基本涵盖地方治理各方面（图3）。

图3 2015—2025年中国地方智库研究领域词云图。根据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中国智库索引（CTTI）数据，选取从事相应研究领域的智库数量作为权重。

（三）体制机制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在国家战略强力驱动与地方治理迫切需要双重作用下，地方智库充分发挥熟悉地方情况、咨政经验丰富等优势，加快体制机制优化、研究范式转型与自我价值重塑。

普遍构建以成果等效评价为核心的评价激励机制。将智库成果刊发、领导同志批示、党政文件采纳等与学术论文、纵向课题同等对待，作为业绩考核、职称评聘、项目结项、评奖评优、人才选拔重要依据。设立省市级决策咨询成果奖，将智库成果纳入社科成果奖范围，认定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项。设立智库人才支持计划，纳入省级人才序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智库人才。

建立多层次决策咨询参与平台。加快建设决策咨询委员会、政府顾问团、智库理事会、智库联盟等平台组织，不少党政部门建立专门智库或设立智库专家库、评委库。多省份设立社会科学基金智库专项，多部委出台意见鼓励地方行业智库建设、设立面向地方智库的研究专项。不少省份党报党刊开设智库专栏。一些地方在原机构中增设智库办（处）或增加智库编制。普遍建立委托研究、专家座谈、意见征集、咨询论证、工作专班机制，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常态化选派和吸纳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交流。

政智供需对接机制建设得到强化。以领导定向“出”题、职能部门“给”题、专题策划“研”题、个人自主“选”题、一线调研“找”题形式，把部门决策需求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不少课题研究实行党政部门与智库人员双向进入、重要信息同步共享，有力增强研究针对性。充分发挥管理部门统筹协调指导作用，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

成果应用反馈机制不断健全。各省份普遍设立智库专报等载体，持续向决策部门报送研究成果、决策信息。党政信息部门与智库建立常态化约稿机制，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通中央部委信息直报点。党政部门通过邀请参与法律制定、政策谋划、方案设计、文稿起草、执行评估、专题授课、工作试点、应急处置、舆论引导等方式，实现智库成果就地转化。建立领导批示成果督办机制，有力推动成果进决策进实践。智库通过论坛、研讨会、发布会、政策宣讲、媒体传播等，推进成果社会化应用。

（四）智库作用得到有力体现

聚焦国家战略地方实践、央地政策落地路径、地方发展瓶颈突破，不断强化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国际交往功能，成为智力供给重要一极，与国家级智库形成有效互补。

咨政建言成果丰硕。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发展需求，在诸多领域贡献高质量思想产品和解决方案。

服务党和国家决策取得越来越多成果。例如，江苏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参与《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起草，推动条例于2018年施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受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从事精准脱贫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问题研究；青岛社会科学院开展“上合示范区制度创新”研究，助力形成多项可复制经验。

为地方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在新冠疫情防控、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越来越多的观点直接吸收进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和工作部署中。例如，湖南省持续实施“省领导出题、社科专家作答”龙头工程，完成省领导交办课题100余项，获肯定性批示超百次，一批对策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每年获省委书记、省长批示超100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有效服务超大城市建设；成都经济发展研究院积极开展“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研究，推动相关标准成为全国样板。

深度参与地方“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等，承担多个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方案研究。例如，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未来材料系列报告被省发改委纳入“十五五”规划。

政策方案精细化程度大幅提升。例如，福建智库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提出的多项政策建议被采纳。

民族边疆地区智库发挥独特作用。成为东北亚、南亚、东盟、非洲、涉疆涉藏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为民族、边疆地区治发展与安全，文化传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好思想库智囊团。

舆论引导及时有效。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优势，通过媒体发声、举办论坛、出版著作、公共讨论等方式，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预期。积极参与政策解读、热点回应、成就宣传、知识普及，成为中国舆论场不可或缺的理性力量。例如，15家省级智库联合制作“理论达人”短视频，用生动案例讲理论，播放量超30亿次；浙江“政策面对面”每月1期，邀请智库专家在线解读重大政策。“2016—2020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人员共在各类媒体报刊上署名发表评论近500篇，接受各类媒体专访近300人次”，引导国内民众客观理性看待外部世界，促进国际社会客观理性认识当代中国。新冠疫情期间，湖北智库组织专家撰写解读文章500余篇，防疫科普视频播放量超20亿次，心理疏导服务超1000万人次。

社会服务可感可及。主动深入社会肌理，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成果，将宏大国家战略转化为民生福祉改善，在政策咨询、公共服务、共同富裕、社区治理、人口发展、应急管理、乡村振兴等领域展现前所未有活力，深刻影响基层治理格局与公共生活质量。例如，上海科学学研究所与中小学、社区中心合作，将城市规划、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转化为青少年互动项目，孵化数百个社区微更新；南开大学全国布局乡村工作站，为解决乡村振兴痛点堵点提供方案；东北师范大学针对农村校舍闲置难题提供破解思路；苏禾智库为苏州工业园开展社工队伍评估与职业培训；天津持续多年开展“千名学者服务基层”活动，做体察民情的“有心人”、反映民困的“代言人”、情系民生的“贴心人”；西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国际交往开局良好。积极拓展国际交往渠道，政策对话、学术交流、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取得积极进展，加快从一般性交流向合作研究者、知识共创者与叙事贡献者演变，正在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和知识合作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地方对外交往中‘只见政府、不见智库’的尴尬局面正在得到有效改观”。例如，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参与生物安全国际规则制定，合作完成《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全球推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与中亚国家各总统战略研究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战略研究所等机构保持良好学术关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持续举办中非智库论坛，有效服务中非合作；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围绕海外统战侨务工作，开展侨情调研分析；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定期举行缅甸年度形势与中缅关系研讨会。

（五）地方智库建设规律研究取得积极成果

基于中国知网检索，10年间以地方智库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共76篇，重点关注决策咨询、中国特色、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议题（图4），对提升地方智库建设水平起到积极指导作用。

图4 2015—2025年地方智库研究论文关键词分布情况（单位：次数）

二、我国地方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地方智库根植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土壤，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作用，但与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需求相比，与智库高质量发展需要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一）视野不够开阔

研究站位不够高。从发展规律观察问题、洞察趋势的能力不足，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上情与下情、自域与他域、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构建中国智库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性不够。

思想认识有偏差。对智库研究复杂性、多样性、交叉性认识不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融通不够、壁垒较深，理工农医学科专家学者缺乏开展智库研究与成果转化意识，文史哲学科专家学者等缺乏开展智库研究的主动性、内驱力。

成果布局存短板。研究缺乏总体统筹，碎片化较为严重，“追逐热点、浅尝辄止的多，系统研究、深入分析的少；针对当前政策的阐释性成果多，针对未来趋势的引领性成果少”。大尺度、综合性、战略性、储备性问题研究不足，政策间、地域间协同研究严重不足。

（二）地方智库优势发挥不足

地方价值释放仍需加力。对自身在国家智库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和使命认识不到位，缺乏以地方视角、立足地方优势服务党和国家决策意识，推动地方发展经验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全国性工作，将地方性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能力不足，对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原创性政策思想贡献不多。

落地执行研究有待强化。对党和国家工作部署在地方的落地生根研究不够，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各类国家战略在地方的有效实施研究不够深透，将国家政策红利具体化为地方行动与项目的能力不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等跨行政区事项研究重视不够。

下沉基层一线尤显紧迫。接地气、明实情的优势未充分发挥出来，研究选题与地方党委政府需求存在落差，对基层一线社情民意、经济微观运行了解不够精准，可操作性成果偏少，经济预测与政策评估功能发挥不够。

（三）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

区域间不平衡。地理分布上呈现与区域经济梯度、国家战略布局高度相关的非均衡地理特征。东部引领态势初步形成，中部地区大致处于中间水平，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区域层级也存在明显差异，省会城市智库水平较高，其他副省级城市智库次之，地级城市智库普遍表现一般，县乡一级智库则总体处于萌芽状态。

智库类型间不平衡。省级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院、党校行政学院和省级直属科研院所普遍拥有较强智库能力，走在前列；绝大多数高校仍处于由传统学术机构向新型智库转型过程，咨政能力较为有限，大多数驻市州高校对智库不够重视；企业智库视野往往局限于本行业、本企业；社会智库普遍专业化程度较低，不少甚至出现不规范行为。

支持程度不平衡。部分地方对智库重视不够、存在偏见。部分高校智库建设激励力度小，一些智库实体机构与智库专岗被限制扩张或取消，一些地方的智库成果价值被刻意低估。

（四）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

研究方法不够科学。偏重定性分析、文献梳理与经验积累，专业政策分析工具使用不多；数智化转型较为滞后，分析研判准确性、可靠性不足。

人才结构不够合理。社科类智库普遍缺乏理工农医人才，理工农医类机构则普遍缺乏人文社科类人才。提笔能写、开口能说、问策能对、遇事能办的复合型人才较为稀缺，“小核心空心化，大外围泛在化”较为严重。

运行机制不够完善。一些智库相对封闭，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快速反应的意识和能力；部分智库对成果把关不严，少数专家甚至为拿批示“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些地方同类智库重复设置，功能定位短期化功利化。

（五）保障措施不够有力

统筹协调机制还不完善。地方智库管理体制多达6种，由于不同部门资源禀赋不同，易造成工作力度差异；不同部门分管也带来沟通交流不便；多部门共管模式则增加协调成本，一些地方智库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管理机制混杂存在一定关联。

支持保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有的部门对专家建议重视不够，“很多花费数万元进行调研写出的研究报告，或递送不到领导手中，或得不到批示而束之高阁”。个别省份规定成果7天内未送达领导审阅即销毁；少数地方职称评定“不认可智库研究报告或降低智库研究成果在职称评定中的权重”。一些部门对领导批示不反馈给智库或简单回复了事，少数甚至抓住报告某点瑕疵“上纲上线”“打压智库”。少数机关对涉及本部门报告规定须经其“把关”才可上报。有的省份一类公益事业单位被禁止参与竞争性咨询服务。某地在成果评奖中将获得中央领导批示成果，以内容非服务本省份为由排除在外。“某社会智库主动向某省份厅局提出自费就其系统内普遍存在的某一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被以‘扰乱工作’为由拒绝”。

数据信息开放共享还较为滞后。多数数据和信息以保密为由拒绝披露；一些部门对智库调研较为防备，真实情况提供不足；政府数据、行业数据、社会数据间存在严重壁垒，自行采集数据成本高、难度大、耗时长。

三、我国地方智库高质量发展路径

下一个10年是中国智库的成熟期，地方智库正成为全球智库增长新动力，我国地方智库发展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科技革命双轮驱动下，进入一个以深度嵌入治理和数智化转型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要顺应组织化、数字化、社会化趋势，以决策需求、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统筹好理论研究与智库研究、任务性议程与自主性议程、战略研究与战术研究、经验决策与方法支撑、长期跟踪与应急响应，着力在体制机制、研究范式、技术应用和开放协同、人才支撑等方面突破，加快建成现代化智库治理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智库体系

设置置顶性领导协调机构。普遍设置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或决策咨询委员会、智库理事会、智库工作联席会议等架构，把相关党政机关及文理工农医等机构集聚起来，加强总体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研究方向、促进供需对接、开展协同研究。

分领域成立功能性智库联盟。由党政部门牵头，依托某一智库为执行机构，成立智库联盟，把区域内外相关智库整合起来，为党委政府某一领域工作提供穿透性支持。通过若干智库联盟构建对口研究智库集群。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动跨区域合作智库联盟建设，共同研究跨区域协同问题。

形成功能互补的智库群落。地方党委政府要根据需要进一步界定各智库功能，着力补齐相关领域智库主体。注重理工科智库、文理交叉智库、区域国别智库、智库实验室、大数据平台等新型智库主体建设，加大国家高端智库、国家级智库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培育建设力度。各地方智库也要明确赛道，突出优势，错位发展，各展其长。

健全省地县3级智库体系。做大做强省级智库，打造智库主力军；大力强化地级智库，建好驻地州市高校智库，成为服务市域科学决策生力军；积极建设县级智库，发挥党校等乡土智库作用，形成布局合理、类型多元、纵向贯通的3级智库体系。

（二）拓展和优化智库功能

增强服务基层功能。把研究资源与地级、县级党委和政府决策需求紧密结合，将国家战略、上级政策转化为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实施路径、项目清单和工作方案。把握地方经济社会实时变化，洞悉社会发展大势与规律，为地方重大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为谋划工作突破点贡献专业智慧。

更好服务园区企业。准确研判园区发展趋势，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面向行业产业，围绕企业改革、产业调整、技术方向、重大工程项目等提供决策咨询，推动政策红利在园区、企业落地。总结推介园区、企业发展经验，为园区、企业发声，为重大项目招商、谈判、落地提供资源链接平台与后援支持。

注重反映社情民意。深耕社会、扎根群众，掌握基层民意实情，科学引导民意、有效启迪民智，成为党委政府与社会各界沟通重要桥梁。紧紧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展研究，破解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痛点、难点，把报告写进群众心坎里。

（三）突出研究的本土化与针对性

突出地方性优势，增强本地化知识生产与阐释能力。加强省情、市情、县情长期、系统、深度把握，具备本地区历史脉络、经济演变、文化特质、社会结构独特理解与理论化阐释能力，凸显深度洞察优势与政策贴近性。锚定主攻方向、细分领域深耕细作，在研透微观中看准中观、把握宏观，构建差异性、专门化、高壁垒研究优势。

优化研究内容布局，提升需求响应度。增强问题意识、难题意识、破题意识，加强战略性研究，围绕国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地方落地，以及地方为国家战略大局作贡献开展大尺度研究，提出原创性引领性的概念、框架与发展范式，形成综合性标识性大成果。为方向性、长远性、疑难性问题，提供底层逻辑、实战案例、战略方法，帮助踩准风口、找到机会、明晰路径。立足地方强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认知视角和思想武器，成为政策思想重要策源地。注重创新性政策创制与体系化理论建构，组织开展重点专题研究，推出系列成果、产生集群效应。

突出高价值目标，增强智库研究匹配性。深化在地产业、在地文化、社情民意的长周期跟踪研究，持续推出系统性、有辨识度成果。针对重点政策开展独立客观评估，扩大决策影响力。基于地方发展趋势和潜在风险，开展前瞻性、预警性、纠偏性研究，提升政策话语权。积极开展案例研究，总结提炼地方创新与发展经验，争取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深入开展重要目标国国别研究，为地方企业出海提供支持。

嵌入治理伙伴角色，构建全流程服务链。积极承担地方综合性改革方案、试点建设方案、重大规划编制，主动参与重要政策文件、工作报告、法律规章制定，及时开展政策跟踪调研与后评估研究，推动地方智库从决策辅助升维为治理伙伴，从建言献策转变为过程赋能。不仅成为规划建议提供者，也要成为政策落地参与者、实施效果评估者与公共利益倡导者。

强化供需精准对接，杜绝低效无效研究。党政部门要善用智库、多用智库、合作建智库；主管部门要发挥好统筹功能，建立选题防撞机制，高效协调智库开展协同研究。智库要与决策部门建立常态沟通、对口服务与政策共创机制，构建“需求对接—数据同享—联合攻关—成果共推”格局。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办公厅（室）、政研室（研究室）、信息部门及网信办、发改委等实际部门对接，使研究选题与实际需求同频共振。

（四）大力加强有组织科研

加强智库产品品控。将视野牢牢锁定在地方发展现实挑战与长远谋划上，把国家战略地方化、操作化。重大课题实行负责人牵头、跨学科攻关、全流程跟踪、专班化推进，提供情况明晰、分析透彻、切实可行的思路方案。进一步提高研究难度、精度、深度和速度，针对不同决策场景，提供科学方案集、清晰路径图、落地发力点。构建省—地—县—乡—村5级纵向调研网络，深入一线开展蹲点调研、扎根调研、案例解剖，形成快报、专报、详报立体成果。

加大内外并行开放力度。构建内部知识中枢，及时共享选题清单、文件资料、调研数据、研究成果、方法心得。建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部门双向挂职机制，形成方法互通与能力互补生态。搭建党政部门+智库机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传播媒体的横向调协作网络，打破学科、机构、地域壁垒，“探索建立以任务为导向的科技专家、政策专家、管理专家、情报专家、智库专家深度融合的新型研究组织方式”。定期组织与国内外一流智库成果对标研讨，提升研究站位与前沿性。

构建“π型”人才队伍。实施智库专家系统培养计划，重点补齐战略谋划设计、预测预警分析、定量研究方法、人工智能工具、报告文本写作、对外传播沟通、成果项目管理短板；加大赴党政机关、基层单位、园区企业挂职锻炼力度。构建青年研究人员系统化、全周期支持体系，加强老中青传帮带；文科类为主的智库加大数学、统计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理工科人才招引，理工科为主的智库加大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人才招引；畅通从实务部门延揽人才渠道，聚集一批兼具理论素养、熟悉地方实际、通晓政策分析的实践型专家；高度重视培养具备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的战略型专家。

形成快速反应能力。打破传统中长周期研究模式，构建反应敏捷、研判精准、报送高效、平急结合的智库应急响应体系，具备快速研判和即时建言能力。建立平时分散研究、急时集中攻关的柔性组织模式，确保短时间集结专业力量。对重大政策、重大事件和重大舆情，积极组织专家发声，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以常态化监测和前瞻性扫描，实现风险早识别、预案早准备。

推进智库成果价值多元实现。定期发布年度形势报告、行业发展报告、发展指数排名、专题蓝皮书，提供参考信息，引导社会预期，传播专业声音，打造高端引领、多维推送、影响广泛的成果发布品牌。加强与媒体合作，把具备推广价值的“金策”制作成深度解读、案例视频、通俗读本等传播载体，扩大社会影响力。把智库专家参与重大主题宣讲与重要智库活动纳入绩效考核评价。

（五）加快数智化转型

将数据资产及算法模型洞察力作为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高质量专有数据库与战略数据资产库，构建标准化、可扩展、智能化的省情数据库、文献库、案例库，做好非结构化知识资产沉淀，筑高智库护城河。设立长期观测点，开展样本追踪和民情调研，构筑特色数据优势。配备开展宏观分析、产业研究、区域比较等全量经济统计数据、完整行业数据库，部署网络数据、领域数据、政策报告等汇聚的多源异构大数据平台，“逐步形成具有独立信息来源的权威数据中心，定期推出新型智库数据产品，实现对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监测、评估、预警、预测”。

建设垂直领域政策实验室。针对经济发展、安全稳定、人口流动、城市交通、环境治理等复杂系统，开发基于智能体（Agent）建模、系统动力学等技术的政策实验室。打造智慧数据中枢，开发政策模拟与仿真系统，进行政策模拟推演，提高决策科学性、预见性。推动重大学术工程向数字人文、知识图谱方向延伸，打造可检索、可交互新型理论创新产品。培养造就一支掌握专门信息采集方法，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迅速提炼信息的数智化人才队伍。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生产流程。推进智库传统研究范式、内部工作程式、组织结构模式、人员配置阵式、知识管理形式、价值呈现方式、组织文化样式变革。推动研究从基于有限样本的定性推断，转向基于全量数据实时感知、智能分析、仿真模拟、前瞻推演、数字孪生式决策支持。开发咨政需求智能汇聚、咨政选题供需智配、咨政建言跟踪服务等应用场景，实现咨政需求精准捕捉、选题与团队智能匹配、课题进度全流程管控、成果转化动态跟踪及服务效能科学评估。

（六）推进研究方法科学化

推进政策论证结构化、模型化、精准化。强化问题导向、循证研究、学理支撑和人机协同，做到事实有出处、结论有依据、方案有推演。普及科学计量分析等基础工具应用，增强文献、数据搜索应用与专业化生成能力。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型研究手段，提供高效率量化支撑，“构建数据驱动型决策机制”，全面、客观、深刻把握问题本质和规律。建立完善的数据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机制，强化情景验证，用好智库双螺旋法、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公开、可验证研究方法和数据源，确保结果科学可靠。

强化基础理论托举支撑。把扎实学理基础作为智库研究的根本，把田野观察、实践经验与学术思考有机融合，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科学论证、制度逻辑，使咨政建言始终扎根于科学认识论基础上。弄清地方实践背后的原理、学理、道理，从政策操作层面开展支撑性理论论证，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层面开展理论升华，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层面开展政策研究，构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治理知识体系。

加强政策模拟、趋势预测、经验转化。依托政策模拟、政策沙盘等，对政策方案进行多维度、多情景、动态化推演，提供直观风险与效益预评估。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塑造强大信息获取和判读能力，准确把握发展机遇窗口，洞察潜在风险与发展走向。借鉴国际国内公共政策先进分析框架与案例经验，紧密结合地方情况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地方特色、地方智慧分析视角与解决方案。

（七）创造良好智库创新生态

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宽松有序环境。从制度上赋予智库更大的决策知情权、决策介入权、政策评估权与智力报偿权。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制定公开、公正、透明的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管理办法，对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智库平等开放竞标入场券。拓宽成果上报与采用渠道，完善领导同志批示件反馈与采纳应用机制，在职称评定、荣誉授予等领域全面实行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等效评价。搭建“政—智—产—媒—民”常态化对话平台，“营造实事求是、百花齐放、开放包容的智库生态”。

推动信息数据从被动公开向主动共享升级。加大地方治理数据库共建共享力度，整合集成各类经济信息、政务信息、省情数据、科研成果数据、重要文献资料，构建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实现跨部门、跨层级信息互联互通。要分级分类向智库开放，最大限度为智库研究提供全面、客观数据支持。

分类制定能力提升措施。党政智库重点提高科学方法与手段应用能力，基础理论与发展规律支撑能力；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重点提升调查研究、跨学科研究与实践动态把握能力；高校智库重点建设相对独立的运营实体，提高专家学者政策把握能力与智库报告撰写能力；军队智库重点加强与地方沟通合作，增强在地知识累积；科研院所智库重点提高政策理解能力与成果跨学科转化能力；企业智库重点提高宏观把握能力与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能力；社会智库主要提升队伍专业化素质，加强管理与运行规范化。

加快形成清晰可操作的标准规范。针对智库发挥作用途径、成果标准、研究流程和规范、质量评价、成果转化、智库人才、软硬件标准、外部支持与监督等，构建智库标准作业程序（SOP）体系。及时纠偏不规范行为，及时果断处置违法行为。完善智库服务党政部门刚性考评机制，加强成果质量外部约束，形成既把握正确方向又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机制。智库专家应进一步涵养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产出更多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精品成果，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简介：周湘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与智库建设部部长，湖南省智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智库学、人才问题等。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5期“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0年回顾与展望暨《中国科学院院刊》创刊4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