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红网论道训练营导师）

众声喧哗中，似乎一个“评论时代”已经到来。一是数量上，从机构媒体到自媒体，从文字评论到漫画评论，再到视频评论，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不仅仅呼应了十多年前《新周刊》预测的“报纸都是评论版”，乃至大有“观点过剩，事实不足”的架势；二是功能上，评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元，从观点表达，到舆论关切，从讲理说服，到多维评价，乃至商业消费领域也充斥着“好评”“差评”“测评”等字眼，带有评价色彩的“评论”越来越泛化。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马少华老师在《新闻评论教程》（第三版）中的说法，当代社会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是：公众运用媒体表达观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观点表达的丰富形式，已经突破了“新闻评论”这个传统的文体概念和教学体系原来所涵盖的范围——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业务技能的范围。

在这种背景与趋势下，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评论到底是什么？并专门撰文《宁拙毋巧，常思本义——对网络新闻评论特点、困境及趋势的思考》（《青年记者》2019年9期）。然而，本义易懂，定义难求，伴随着做评论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无法为评论下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义。

也许一切都在变，评论的角度可以更多元，形式可以更多元，渠道可以更多元，但对于评论这样一个“入门易，进阶难”的文体来说，还是会有一些不变的，即评论的事实必须经得起推敲，即便是一家之言，也要能逻辑自洽，自圆其说。

评论写作，可以是侧重论证的议论文，也可以是侧重说服的讲理文，可以是激情为文的文人论政，也可以是理性发声的学人问政，无论何种目的，都要在观点和判断背后，注重论据素材和论证过程。这方面，写作主体上越来越凸显“研究型写作”，效果呈现上也越来越凸显“智库型评论”。

那么，什么是评论写作的“质量兼顾”？此“质量”并非众所周知的固定词语“质量”，“质”者，质性研究，“量”者，量化研究。两个都是学术领域常见的研究方法。

之所以探讨“质量兼顾”，是因为经常看到评论写作中出现类似“我认为”“我觉得”等字眼，而随之本应出现的严密论证却没有出现，导致激情有余，实证不足，流于情感宣泄。此外，还有不少所谓的评论写作只是材料的累积，数据的堆砌，既缺乏观点，更缺乏灵魂，对于解决问题更是如隔靴搔痒，难以触达事物的本质。

也正因为此，“质量兼顾”才显得越发重要，不仅仅是写作方法的突破，还可能是一种新的写作范式——以质性研究确保评论的深度、温度和方向感，以量化研究确保评论的精度、广度和可信度。

根据著名学者周飞舟教授在《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而言才有的概念。从广义上说，质性研究包含文献研究、实验观察、实地调查等多种方法，凡不以数量统计为资料整理方式的，均可归入其范畴。从狭义上说，质性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又特别指代实地调查中以观察、访谈为主并对实地资料进行深度理解和分析的研究，更加强调其田野工作的资料收集方式与非统计的资料处理方式。

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在书中探讨“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时指出，只要观察——面对同样的资料，为何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析深度——就可以发现：和掌握材料（经验现象）相比，思维逻辑（分析能力）一点也不次要，因为“思维会给自然的事件和物体赋予很不相同的地位和价值”。其实，这对研究者和写作者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经验积累，还是方法创新。

这一方式，在评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文献研究为例，笔者在撰写醴陵城市观察系列评论时，非常注重文献的挖掘与利用，将文献分为八类，1、历史脉络：（1）地方史，如《醴陵县志》等；（2）通史，如《湖湘通史》等；（3）专门史，如《湖湘陶瓷》等；2、地理布局：如《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湖湘地理志》等；3、人物全貌：（1）醴陵人，如《傅熊湘集》《宁调元集》等；（2）寓居醴陵者，如《熊希龄集》等；（3）关注者，如醴陵城市观察员的系列作品等；4、基本研究：如城市/都市圈等研究著作，《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引擎：中国城市群》等；5、定向专著：如《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中部城市崛起》《现代化长株潭大都市圈》《渌江书院志》《南社中的醴陵人》《思索醴陵》等；6、年鉴公报：《醴陵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等；7、理论方法：“质性研究”“扎根理论”“有效调研”（高明勇）等；8、当下研究：“醴陵发布”的系列文章，自媒体文章《长株潭一体化：顶层设计的再思考》（罗晴秋）、《中部崛起二十年，谁是最大的赢家？》（“幻城樱花”）等。

质性研究中的实地调查，更能体现评论对事实的敬畏，这一点在笔者撰写的关于南岳大庙门票价格听证会评论中尤为明显。2010年8月，湖南省衡阳市物价局举行南岳大庙门票价格听证会，票价拟由当时的 40 元/人次调整至 51元/人次。据媒体相关报道，南岳管理局调价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旅游产品价格定得过低，潜在旅游者就会认为旅游产品质量较低，从而影响其消费热情”。这个理由受到一篇题为《“门票价格低影响消费热情”是何逻辑》的质疑，该评论有一段写道：在事实面前，所谓“门票价格低影响消费热情”，从本质上说依旧是圈钱逻辑。如果说“门票价格低影响消费热情”，埃及金字塔对本国人只收相当于人民币1块3毛钱的门票的收入，却依然吸引了大量游客，这是“门票低影响消费热情”的逻辑所能解释的吗？

这篇评论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论据——“埃及金字塔对本国人只收相当于人民币1块3毛钱的门票的收入”。事实如此吗？当时笔者在新京报从事评论工作，还没有去过埃及金字塔，无法从实地调查的角度去核实。首先在网上搜索，发现各家旅行社对金字塔门票的报价不一，缺乏权威的说法。随后，笔者致电几家旅行社，对方称门票包括在团费中，没法单独计算，但对金字塔门票费“相当于人民币1.3元”的说法，均表示否定，认为“不可能”。然后，致电埃及驻华大使馆，经由旅游处转至具体负责的埃及旅行社。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由于埃镑（埃及货币名称）和人民币之间尚无法直接进行兑换，如果换算成美元，埃及金字塔的门票至少也要11美元。根据当时（8月26 日上午10点41分）的汇率计算，11美元≈74.8299人民币。也就是说，四舍五入的话，埃及金字塔的门票要75元人民币左右。后来，又经过一番查询，进一步探寻那个论据的来源，得知论据来自一篇论文《论旅游门票乱涨价中的“门票经济”及其治理》。而该论文对“埃及金字塔对本国人只收1块3毛钱的门票”之说也没有交代来源。

这个案例被马少华老师收录进《新闻评论教程》（第三版），他认为案例的典型性在于：一方面，它显示出人们可能在评论中轻易使用一些没有可靠根据的说法作为论据；另一方面，它显示出评论作者认真求证一个论据的可靠性不仅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

而量化研究同样重要，在评论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在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中提出“数目字管理”的概念，这是其“大历史观”的重要思维工具，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依赖于道德意识形态和模糊的地方治理，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支撑“数目字管理”的技术、金融和法律基础设施。

这种“数目字管理”的思维方式，在当代评论中已屡屡转化为具体的量化研究实践。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刘英教授在评论《“灯光经济学”里的中国改革》（凤凰网政能亮2017年5月17日）中指出，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等的研究人员观点，以往计算中国经济增速的文章都依赖一个重要假设：经济活动同其所应用的宏观经济指标有相关性，但其中很多关系是难以量化估计的。因此，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中国夜间灯光强度变化率这一变量进行数据修正。由于灯光数据的误差来自于天气和卫星状态，同宏观变量的测量误差无关且同GDP本身密切相关，因此通过这一变量，一方面可以对已有的变量质量进行检测，另一方面可以对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进行最优无偏估计，得到相应的计量权重。从而，她得出结论，针对一个地区灯光的卫星观测数据，能揭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就是典型的量化研究，并在文中制作了数张图表，一目了然。

总体上，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既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先后之别，在评论写作中循环往复，互相支撑。从质性研究出发，可以发现问题，基于个案观察、文献查阅等方式深度思考，形成评论写作的初始灵感与原始素材。经过量化研究拓展，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样本统计等方式进行查验，进一步在数据层面进行查验。再结合质性研究，理解数据背后的行为逻辑与复杂生态。二者互相结合，可以让写作不仅接地气，更富有普遍意义。

当然，“质量兼顾”对评论写作者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知识结构方面，要迅速学习掌握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基础知识与思维工具，在思维方式方面，要形成“研究意识”，“大数据思维”，学会跨学科交叉互证的能力。

因此，“质量兼顾”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将评论写作从“观点表达”升维至“公共理性”构建的专业路径。这，或许正是当下评论写作者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