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湘见文艺评论》编辑） 陈彪（《湘见文艺评论》执行主编）

一条河流，两个河岸

“一条拒绝定义的河流，却成为百年间人类精神漂泊的最佳注脚。”1922年，当赫尔曼·黑塞在瑞士提契诺州完成《悉达多》时，他或许不曾想到，这条载着东方哲思的“河流”，将穿越一个世纪的时空，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激起迥异却同样深刻的回响。

同年8月29日，在致海伦妮·韦尔蒂的信中，黑塞如此评价《悉达多》：“作为文学作品它算不了什么，然而其内容是我生命的收成，同时也是将近二十年了解和认知印度和中国思想的结果。《悉达多》的结尾相比于印度思想更近乎道。”小说中，“河流”既作为文本的核心物象，更是贯穿始终的意象与能指。作为分割线，河流见证着主角的阶段性蜕变与选择，作为贯穿线，河流则指向作者背后的“作者”，即对历史与话语结构的追问——“寻找自我”。

在文本内部研究中，“河流”是作者彼时的话语塑形，更是对“意向体验与文学流动性”的绝佳隐喻。在外部研究中，对“河流”的审视，则可上升为历史建构论意义上的“方法论自觉”，其并非属于承载固定意义的“流”体，而是拒绝被单一符号锁定的、意义在其中不断生成、滑动与构境的场域，流淌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一边是战败后陷入价值崩塌的魏玛德国，通货膨胀肆虐，政治极端主义抬头，传统基督教世界观解体。另一边，百年后的后工业时代置身于同质化的信息洪流，意义的边界在历史的生成性中随之消融，深陷于“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逻辑，在现代性追求与自我同一性之间承受着剧烈撕扯，作为对此一深层困境的症候性回应，试图超越乃至解构人类既有形态的后人类主义与超人类主义思潮勃然兴起。历史仿佛完成了一次循环，人类似乎再次回到了黑塞撰写《悉达多》时，那个亟需重寻自我的精神原点。

“唵”声不在

1922年的欧洲，悬停于“昨日的世界”与“未知的明天”之间的断裂带上。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以最野蛮的方式爆发，马克思所批判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社会”，在战后欧洲化为一片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废墟。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的不仅是生命和城市，更是西方理性主义与民主制度的根基。“秃鹫”盘旋上空，19世纪末便已潜伏的非理性暗流，则如同“唵”声的遥远回响，在文明的裂隙间悄然浮现。

“艺术要表现的，是那些根本性的精神问题。根本性的精神问题给人带来的内在纠缠、迷茫、挣扎、选择、决绝等，才是艺术内在精神张力生成的源头。或者说，艺术的精神力量，源自艺术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悉达多》的叙事，实为魏玛德国知识分子灵魂轨迹的隐喻。他们中的不少人从传统基督教价值观中出走，在东方智慧、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等各种思想资源中寻找锚点，知识分子的灵魂轨迹在河面上清晰可见。“河流”被视为一种“黑塞式”融合——小说中的主人翁悉达多离开婆罗门的优越生活，踏上求道之路，在尝试了沙门苦行、佛教教义、世俗享乐后，最终在河流边找到了智慧——当然，这是属于黑塞的解法。

炮声过处，“唵”声消散。“战争”，这一贯穿20世纪的巨大阴影，构成了该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母题之一。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迎来黄金时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引领着全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潮流。理论虽纷呈，其旨归终须落于具体文本的解读实践之上。对《悉达多》的解读，尤其需要一种超越单纯文本细读的综合性视野——既要深入字里行间，把握其语言肌理与叙事结构，又必须跳出文本，将其置于魏玛共和国初期价值崩塌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审视其于时代精神危机之下的情不自禁。

然而，更深层的解读，还需触及那“超出时代”的、隐匿于文字背后与叙事结构深处的部分——即一种“后文本学”的洞察：探寻作者都未必全然自觉的、潜藏于文本之下的“沉默的结构”，既驱动文本生成却又未被明确言说的精神动力与存在之问。笔者将这一超越时空的对话关系，纳入“与时代相执”的范畴。所谓“与时代相执”，不仅意味着文本与其诞生时代的紧密纠缠，更指向它与每个后续时代的创造性对峙。《悉达多》中的“河流”，正是这样一个既扎根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精神危机（主要体现为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与民族主义危机），又超越其时代局限的哲学构境。

值得补充的是，黑塞的创作美学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悉达多”式的求索。虽被冠以“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之称，他的艺术探索却从未固守单一流派，黑塞的早期创作深受表现主义影响，而后则逐渐超越其外，将东方哲思、个人顿悟与浪漫传统熔于一炉，形成了更为内省与综合的风格。把握这一美学嬗变的脉络，对解读《悉达多》至关重要。正因如此，他笔下的“河流”才如此拒斥被塑形为任何一种教条化的象征符号。尽管仍有研究者试图将《悉达多》文本解读为对佛教或印度教的文学化转译、或将其情节概括为“在宗教仪式下完成自我追求”的故事，但这也恰恰错失了黑塞最深刻的洞见……

创作中断的18个月

1919年的春天，黑塞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辞去工作的他经济上赤贫如洗，仅靠出版社的接济度日，家庭更是风雨飘摇，妻子因精神分裂症反复入院，三个幼子只得托付友人照料。在致卡尔·泽利格的信中，黑塞剖白了这种彻底的失落：“虽然我曾弹奏出温柔、并不太糟的乐曲，却远离了生命。在享用过外在的物质与成就之后，我失去爱情、婚姻、家庭，失去外在的舒适生活，战争期间因为思想信念的不同而经历孤独寂寞，如今，几乎快要成为老人时，疾病缠身，几乎被痛苦逼疯。”

此刻文本中的悉达多也“中断”了修行，“河流”识趣地隐藏了起来。生命的断裂感，塑就了作品《悉达多》独特的文本结构。这部小说不再可视作“一气呵成的流畅叙事”，而是充满了停顿、转向与重新开始。文本结构的不连贯性，反而更真实地映射出现代人精神探索的非线性特质。“河流”的最终出现，可以看作是黑塞对断裂感的潜意识回应。主角每一次生活选择的改变，都像是黑塞创作中断的隐喻。河流则将这些断裂的篇章全部容纳。

因而《悉达多》创作过程中长达18个月中断的本身，亦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魏玛德国也迎来了最动荡的时期：卡普政变、极左极右的街头暴力、恶性通货膨胀，共同撕裂着社会图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黑塞推至命运的分野。正如他于1917年1月3日在致汉斯·施图茨内格的信中所言：“长期以来我就很清楚，我对待战争的立场（即使在我官方的工作范围内）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我与家乡和家庭的关系破裂，失去地位，也可能让我名誉扫地，但我决定任其自然发展。”由于反战立场，黑塞招致了德国出版界的公共挞伐与昔日友人的私人决裂，这段被迫的沉默与孤立，本身也构成了《悉达多》文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片精神的废墟上，1920年2月，“无法申诉又无法停止思考”的黑塞，在致表弟威廉·贡德特的信中仍坚定地宣告了一条出路：“如今，我还在这条路上。我失去了家庭、友情、爱国思想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然而，我会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在德国，我只理解并认可那些认可这条路的人。只要人们承认今天的混乱，愿意接受现状，就此生活下去，而不是闭目不视，生活在一种想象的和谐中，我都会同意……不过，你很快也会见到一个潜在的、不同的德国，他不但热爱歌德、荷尔德林和尼采，也热爱老子，还肩负从直觉获取的任务：把混乱和母性的亚洲带到欧洲来。”

必须指出，信中黑塞将亚洲视为“混乱”与“母性”的想象，完全可以被置于东方主义的批评框架下审视。它延续了西方将东方塑造为欧洲理性、秩序与父权文明之对立“他者”的传统——东方成为内在的、神秘的、包容的，乃至非理性的精神乌托邦，是用于疗愈现代性创伤的投射性客体。在某种程度上，黑塞此刻的表达确实重复了这一文化权力的不平等结构。然而，简单的批判也可能遮蔽黑塞语境中的“背后更深层的意图”。他的“东方”并非殖民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精神资源被主动“请进来”的。其目的不是巩固西方霸权，恰恰是为了批判和瓦解欧洲中心主义的战争逻辑与工具理性。他并非在重复一种居高临下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对欧洲的自我批判中，策略性地借助一个被理想化的“东方”，以此作为颠覆自身文化困境的思想杠杆。黑塞的“东方主义”，与其说是权力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源自文化内部危机、充满焦虑与渴望的救赎尝试——尽管这种尝试，仍不免带有某种下意识的冒犯。

“河流”非流

如果将目光转向后工业时代，黑塞的“河流”呈现出新的意义层。恰如文中此时此刻，悉达多对乔文达所说道：“知识可以传递，但智慧不能。”而后现代的一个核心困境却是意义的虚无，科技连接着一切，却让人感到更深的疏离。人们拥有前所未有的知识获取渠道，却似乎距离智慧越来越远，社会浮躁现象时有发生。当所有宏大叙事都被解构后，什么能赋予生活以意义？而“河流”提供的答案是意义生成的过程本身。

黑塞虽未直接援引马克思主义，但他与马克思共享着对同一“病症”的诊断：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无家可归，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马克思指出，异化使“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黑塞则让悉达多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文中，悉达多与迦摩施瓦弥的关系，实则隐喻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权力结构。更为深刻的是，他与名妓迦摩罗之间的情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遵循着商品交换的逻辑——用礼物换取情爱，情感关系被异化为冰冷的交换行为。

在商业世界中，悉达多原本用以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智慧、冷静与沉思，最终也沦为积累财富的工具。正如他对迦摩罗所言：“昨天我已告诉你，我会思考、等待、斋戒。你却认为这些没用。其实它们很有用。迦摩罗，你会看到的。你将看到，林中愚笨的沙门将学会并做出许多旁人不会的漂亮事情。前天我还是蓬头垢面的乞丐，昨天我就亲吻了迦摩罗；而很快，我会成为一名商人，拥有财富和一切你看重的东西。”他本人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依靠其智力资本增殖货币资本。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讽刺资本主义的占有逻辑：“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

因而悉达多在世俗阶段的成功，正是这种“占有”（to have）模式的胜利，“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主义各种‘灾难’背后的动力系统”，灵魂的瘫痪成为富裕的代价。悉达多的确占有了财富、性、社会地位，但他越发察觉“灵魂的瘫痪”，那个曾经高贵的沙门在其体内逐渐死去。本着“尘世生活其实简单”的认识模型，他娴熟地玩着“生活的游戏”，却失去了生活本身。人的“存在”（to be）被对物的“占有”所吞噬。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厌世者”，一个马克思笔下被自己创造的物（商品、资本）所奴役的、富裕的奴隶。

在“向内转”中“向东方”

“瓦稣迪瓦专注地倾听。悉达多的出身和童年，苦学与探求，欢乐与困顿……他既不褒扬亦不挑剔，只是倾听。”在《悉达多》中，船夫瓦稣迪瓦所体现的倾听，不仅是人格美德，更是一种哲学姿态。河流本身，正是这种倾听的延伸与方法的具象化——它没有预设的终点，意义在其奔流的过程中生成。“万籁俱静。唯一的声响，是水。平缓，有力。我听出了生命的生生不息。”中国作家罗铮在散文《河道，河道》中，无意间为这种“河流”哲学作了一次精妙的旁注。生命在流域中涌动，聚落沿水岸而编织，永恒则在水的流动与回响中悄然沉淀。“无名却永恒”的河道，与黑塞笔下悉达多所倾听的河流一样，都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着生命、记忆与宇宙之思的哲学场域。

然而，对《悉达多》的诸多解读，往往不自觉地陷入阿尔都塞所批判的“栅栏阅读法”，即研究者出于传统解释学中对无限逼近“原初客观语境”的向往，带着诸多预设语境，在文本中择取吻合之证，试图将奔涌的“河流”固化为某种终极象征，反而遮蔽了文本内在的复杂性、歧义性与意义的生产性——那正是“河流”本当具有的生命力。文本的“原初语境”已经不可抵达，真实的意义之河远比此混沌、多漩，充满了暗流与回响，“文本与作者真实的思想之间总会存在着某种断裂或距离，也可能这个文本在生成和实现过程当中产生了某种变形，还可能由于作者隐性的思想构架和显性意图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在他的主观意图和意义情境所实际产生的文本客观意义的断裂，而这恰恰可能是作者并未意识到的东西”。

“河水永远奔向大海，但每一滴水都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反目的论特质是小说中最为直接的体现。悉达多的伟大觉醒，始于他对异化状态的彻底察觉。他来到河畔，在以河水为师的摆渡人瓦稣迪瓦身边，步入全新的存在境界，其伟大之处不在于获得某种教义，成为“非凡的人”，而在于彻底察觉异化的根本。河水教导他倾听：“无论在源头、河口、瀑布、船埠，还是在湍流中、大海里、山涧中。对于河水来说只有当下。”当“唵”声再次从心扉响起时，一切宗教外衣脱落，只剩下浑然的本真。放弃对教义的执着，投身于具体的生活之流，正是对一种无担保、无彼岸真理的勇敢拥抱。

“黑塞在基督教、佛教和道家之间努力找寻着自己的道路，可以说，这三大体系是对黑塞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作为跨文化哲学对话的典范之作，《悉达多》对东方智慧的吸收是多元的，但就其“河流哲学”的内核而言，道家思想的影响尤为显著。黑塞敏锐地捕捉到道家哲思中“道”与“河流”的同构性——上善若水。于是，“道”的玄理被溶解于水中，化作瓦稣迪瓦教导的“倾听”之功。这位摆渡人从不宣讲任何教义，只是与悉达多并肩而坐，将身心沉入河流的喧响与静默。在纯粹的倾听中，“一切受造者的声音皆在其中”。世界褪去概念的雕饰，“如其所是”地全然绽出，在每一滴水中圆满自足。对于黑塞，宗教是永恒的追寻，而非一个确定的归宿。他是一位精神的朝圣者，叩问所有殿堂，却不皈依任何一座。

“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伟大的、神性的统一。没有什么是必须分裂和消散的，万物都可以在其最深处或终点处得到肯定。印度把这称为阿特曼（Atman），基督教把这叫作恩典，道家称之为道。”通过将“河流”擢升为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综合方法，黑塞成功地会通与转化了道家思想。译者姜乙曾指出：“除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外，我们知道，黑塞的精神世界里还有《奥义书》《薄迦梵歌》《道德经》和《论语》以及对这些思想的洞见和分析。在这部书（《悉达多》）中，佛陀的慈悲，耶稣的爱，道家的无为不争与欧洲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新高度。”“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作为哲学方法的河流，更是辩证之流。《道德经》中的“反者道之动”与《庄子·秋水》中“春秋不变，水旱不知”的江河意象，都进一步诠释着悉达多的精神历程，他从婆罗门的“正题”（圣洁生活），到沙门与世俗的“反题”（苦行与纵欲），最终在河边达成“合题”（圆融统一），“黑塞对老子和道家经典——比如《庄子》的爱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

抵达非流之境

“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河流”作为一种认识论，亦可视为基于“身体主体”与“世界之肉”的对话，以其不息流奔，冲决一切局限，真实，始终以其丰饶无言，嘲笑着“现代性”的贫乏。真实是一种绵延，其中每个瞬间都渗透着过去并孕育未来。“河流”的动态生成特性，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学对静止本体和终极目的的迷恋。这接近于当代法国哲学家如德勒兹提出的“块茎”与“流变”。

加缪曾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 追问“人为何不自杀”，本质上就是在探寻“人因何而活着”——它迫使必须直面存在的深渊，为生命寻找那足以对抗虚无的、坚实的生之依据，而非轻易的死之理由——即“自我”于此案与彼岸的价值。小说中，这种精神的转化在悉达多的自杀顿悟场景达到高潮：当他决意溺亡于河中，喉中迸出的“唵”声与河水奔涌声形成共振，使他突然洞察所有对立面的互生关系——贪欲与觉知（感性与理性）、兽性与神性本是一体。“世界本身就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圆满的”，这条河流，在空间上连接两岸，作为对“齐物”思想的回应，亦是对歌德“对立统一”思想的接受与发展。在这条河流中，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自我与世界，都达成了悲欣交集的深刻和解。

正如老摆渡人瓦稣迪瓦对悉达多的教导：“你是否从河流中学到了这个秘密：时间并不存在？”“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河流”哲学接纳了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前提，但黑塞走得更远。悉达多不仅认识到一切皆流，他更进一步，领悟到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河水的奔流中同时共存，“难道不是时间令人痛苦？难道不是时间折磨人，令人恐惧？人一旦战胜时间，放逐时间，一切世上的苦难与仇恨不就被战胜，被放逐了？”这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时间性”的论述形成深刻互文。由“曾在”“当前”“将来”构成的统一整体，尤其强调“向死而生”，即通过对死亡这一终极可能性的领会，促使其超越日常沉沦，实现本真存在。而河流的“永恒当下”瓦解了线性时间的暴政，在“流变”之上，黑塞还叠加了一层东方智慧的“永恒当下”。当老年悉达多凝视水面时，他同时看见自己童年、青年与老年的倒影重叠，正是存在论时间观的文学显影。

“一块石头不仅是石头，它同时是动物，是神，是佛……每块石头都不同，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念诵着‘唵’。每块石头都是梵天，但同时，它又确实是石头。”悉达多对乔文达的最终告白，揭示了“河流”哲学的终极奥义：绝对的流变之中，亦蕴含着对万物每一当下完满本质的绝对肯定。“河流”代表的隐喻本身，也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实现“概念上的丰富”。在黑塞所处的时代，“河流”还主要作为一个自然意象出现，其象征着失落已久的有机整体性与自然灵性。而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一条不落二边的“中道”悄然开辟，“河流”已演变为一个更为复杂的能指——其既指涉“自然性”（包括自然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也暗示着信息流、资本流、人口流动等的网络化现实（作为“流”的外延）。隐喻自身的成长与丰富，也恰恰印证了黑塞直觉的深刻，“河流”之所以能持续言说，始源于其内在的流动性与包容性，这使它完成了一场阐释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意义的中心不再固着于“有限世界”，而是转向一个向未来开放的、生成中的“无限宇宙”。

“河流”的终点，永远是下一个渡口。从1922年流经魏玛德国的废墟，流经后现代的迷惘，最终流入此刻，在读者与文本的互读中，“河流”完成了后文本学意义上的升华。这条作为哲学方法的“河流”，从不静止于彼岸，而只显现于涉足其中的、自我渡涉之途，并在意义的不断生成与消解中，倾听时代的喧响与内心的静默。“唵”声从未消散——不在纸上，而在与时代相执的每一个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