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赛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5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直击当前两类突出的个人信息侵权乱象，为依法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提供了有益参考。

剖析两类极具代表性的侵权模式：一类是不法分子依靠技术手段侵入网络系统，窃取公民信息实施网络“开盒”，衍生网暴滋扰，对普通人身心造成严重伤害；另一类是手握查询权限的内部人员背弃职业操守，倒卖行踪轨迹信息，助长非理性追星乱象，扰乱公共秩序。两类案件作案路径各不相同，但共同敲响警钟：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多元，守护公民隐私权益，既要抵御来自外部的技术攻击，也要补齐内部权限管理短板，共同织密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给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催生新型侵权手段。借助脚本、漏洞入侵系统，批量攫取海量个人信息，已经成为黑灰产惯用手法。不同于传统的信息倒卖，“开盒”类行为直接指向人身滋扰、网络暴力。信息泄露不再只是骚扰电话的源头，更变成伤害个体精神安宁的武器。普通人一旦遭遇此类侵害，会承受舆论压力、线下滋扰的双重打击，心理伤害往往难以快速修复。这类外部攻击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单纯依靠公民个人，很难实现有效抵御，必须依靠制度、平台、监管构筑外部的“防火墙”。

相比外部黑客攻击的风险，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更加隐蔽。有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因岗位职责能够合法接触到行踪、消费、身份等高度敏感的数据。而这些信息获取门槛低、精准度高，一旦有人把岗位权限当成牟利工具，就会直接击穿数据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内部泄露的危害，不只是信息外流，更在于为下游各类乱象输送“原料”，追星围堵、精准诈骗等诸多问题由此滋生，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压力。

防范内外双重风险，不能只满足于案件查办。办好个案只是起点，更要通过案件倒查制度漏洞。面向外部风险，网络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固系统安全防护，完善异常访问预警机制，压缩技术窃取的生存空间。针对内部风险，掌握大量敏感数据的企事业单位应细化岗位权限分级管理，厘清查询、导出、复制的权限边界，完善访问留痕、定期审计，做到操作可追溯、异常可预警，从制度上压缩“内鬼”操作空间。

个人信息安全没有保险箱。除了制度约束，也离不开法治震慑与社会认知提升。一方面要坚持全链条打击，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面向社会做好普法，让公众看清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内外同步发力，补齐各个环节短板，才能为每一份个人信息撑起坚实的法律保护伞。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