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远（湖南工商大学教授）

湖南益阳清溪村，14名村民累计创作超过300万字，4人的作品登上《中国作家》2025年第12期“清溪村小辑”。放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里看，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农民也能写作”，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创作主体变化的本土样本，即普通劳动者从被表述的对象，变成了主动的创作者。在一个流量决定可见性的时代，这个村庄的写作实验，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

传播起点：从“不会写”到“开口说”

对很多中老年村民来说，写作的第一道坎不是发表，而是“不知道写什么”。63岁的邓春生被村民称为“秀才”，刚加入写作计划时却每天发愁：“每天都要交作业，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写什么。”这种茫然背后有种自我怀疑：我的日常生活值得被写下来吗？我有能力把它写下来吗？

湖南省作协创研室的同志驻村后，用了一个很巧的传播策略：让村民从“口述”开始。村民对着手机录音，讲自己熟悉的事，再由她整理成文字，最后由村民修改。这个流程绕开了“写作”的门槛，把表达的门槛降到了“说话”。录音作为中介，在“不会写”和“写出来”之间架了一座低成本的桥。

但录音只是技术辅助。真正让村民持续写下去的，是清溪村作为“文学村庄”提供的传播环境。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此启动后，22间作家书屋、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陆续落地，莫言、刘震云、王跃文等作家的主题书屋散落在村庄里，作家余艳驻村八个多月与两百余名村民深度对话，作家黄恩鹏多次驻村。文学从一种遥远的、“属于别人”的事物，变成了村民出门就能偶遇、围观，甚至参与的生活场景。这种物理空间的浸润，慢慢改变着村民对“谁可以写作”的认知。邓春生从写身边人物、风景开始，逐步延伸到地理、物产、古迹、传说，最终形成“方志式”的书写。

传播路径：从“流量筛选”到“期刊承认”

清溪村农民写作被看见的关键节点，是《中国作家》2025年第12期推出“清溪村小辑”。刊发了卜雪斌的《进屋喝杯茶》、邓春生的《清溪有石桥》、孙桂英的《我是清溪书屋管理员》、邓旭东的《波哥和他的壹号家菜馆》四篇作品。

这和网上素人写作的走红路径完全不同。由专业文学期刊的编辑直接完成筛选与承认。这些文本进入公共视野的理由不是“很多人看过”，而是“专业编辑认为它们值得被看”。期刊机制不以点击率为尺度，反而为缺乏“爆款标签”的日常书写留出了空间。清溪村四位作者写的是开茶馆、村庄石桥、书屋管理员日常、农家菜馆经营，都不具备平台传播所需的“奇观性”。很难想象这些文本如果先投放到社交平台，能获得同等关注。期刊发表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去流量化”的传播承认。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传播维度，即文本的接受场景。据当地统计，清溪村2025年前三季度游客量突破142万人次，同比增长40.3%。游客参观作家书屋、体验文学景观，在此过程中接触到农民写作者的作品。孙桂英既是迟子建书屋的管理员，又是《我是清溪书屋管理员》的作者，她的写作与工作场景、与游客的游览体验彼此呼应。读者不是在手机屏幕上滑到这篇文章，而是在她所描述的那个物理空间里读到它。这种“场景化接受”的覆盖面远小于平台传播，效果也难以量化，但它提示了一种可能性：素人写作的传播不必完全依赖线上流量，地方性的、面对面的、嵌入生活场景的传播，同样具有特别的意义。

传播瓶颈：从“被看见”到“被讨论”

清溪村经验的价值，在于展示了另一种传播，但也暴露了这种传播的脆弱。

一是传播的启动高度依赖外部资源。驻村作家的指导、作协系统的组织、期刊的约稿、文旅项目的资金支持，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在多数乡村都不具备。湖南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驻村进行指导，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的特殊安排；《中国作家》以专辑形式集中推出一个村庄的农民作品，更是极少数案例才能获得的待遇。如果抽离这些条件，清溪村农民写作能否自发持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疑问。

二是传播的公共性不足。目前获得的可见性，主要停留在“农民终于开始写作”这一事实层面，而非文本本身引发的实质性讨论。据中国作家网等媒体报道，舆论焦点集中于“14名农民创作300余万字”“4人作品登上《中国作家》”等指标，至于这些文本写了什么、写得如何、与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文学传统构成何种对话，公共讨论基本没有涉及。

这意味着，传播完成了“可见性”的生产，却尚未进入“公共性”领域。可见性关乎“被看到”，公共性关乎“被讨论、被回应、被纳入共同的文化议程”。平台素人写作的困境之一，是可见性由流量赋予，流量退去后文本迅速被遗忘；而清溪村模式的困境则在于，可见性由专业渠道赋予，但专业渠道的关注焦点本身也偏向“现象”而非“文本”。如果农民写作的传播始终以“农民”身份为核心卖点，而非以文本质量赢得阅读与讨论，那么创作主体变化的象征意义，便可能在传播中被消费殆尽。

传播出路：从“资源注入”到“生态培育”

清溪村模式最容易被误读的一点，是把它当成一个“可复制模板”。事实上，驻村作家、期刊专辑、文旅项目这些条件难以批量复制，真正值得借鉴的是它背后的传播思路：为素人写作搭建一条不依赖算法青睐的通道。

具体而言，这条通道需要三样东西。其一是低门槛的启动中介。清溪村的手机录音证明，把“写”降格为“说”，可以绕开文学训练的心理障碍，这一经验对多数乡村和社区都具备可操作性。其二是专业渠道的入口。期刊专辑未必人人可得，但地方报刊、行业刊物、社区出版物同样可以承担“去流量化”的筛选功能，关键是有专业编辑愿意介入，而非把文本直接抛给流量市场。其三是场景化的接受空间。清溪村的游客与文本的相遇，说明传播不必只发生在屏幕上；社区展览、地方活动、文旅线路都可以成为文本与读者面对面的场所。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清溪村所面临的，是文本缺少被认真讨论的公共空间，可见性可以随着资源注入快速生产，公共性却需要读者、批评与对话的长期培育。技术可以降低发表的门槛，但无法自动生成读者和讨论。

表达的门槛被拆除之后，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接它的传播生态？清溪村的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比它给出的答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