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

□王小杨

今天的许多县域，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历史关口：一边是新概念、新风口层出不穷，“颠覆”“换道”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另一边，是大量县域在产业转型中陷入“旧路走不通、新路看不清”的集体焦虑——传统产业被贴上“落后”的标签，却又没有新产业的根基；规划文本越写越宏大，车间里的难题却无人问津；文脉、书院、古迹修葺一新，却始终隔着一层玻璃，触不到现实的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湘东醴陵渌江书院所体现出的“实学”传统，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悬在一些县域头上的真问题：没有风口可追的地方，靠什么发展？守着老产业的城市，出路在哪里？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能否找到一条相互成就的通道？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跋涉而来，与时任岳麓书院主教的张栻在醴陵相会，二人同赴长沙论学，史称的“朱张会讲”由此拉开序幕；讲学之余，朱熹在醴陵青云山开坛授徒，士子“肃衣冠而至”。此后，吕祖谦、王阳明等先后来此传道。书院前身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所建学宫，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定名渌江书院，清道光九年（1829年）迁建西山之麓，成为湘东千年文脉的核心地标。1836年至1838年，青年左宗棠出任书院山长，他一改空谈心性的学风，把舆地、兵法、农经这些切于世务的学问列进课表，并留下那副名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重读这段历史，或许会发现渌江书院留给今天的最宝贵遗产，就是“实学”二字。

“实学”的第一层要义，是反对空疏、崇尚致用。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力主课程面向山川社稷、兵农钱谷，把“经世致用”从口号变成课表。这种务实精神，已体现在醴陵今天的产业实践：陶瓷产业不搞概念化的“颠覆式创新”，而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动化改造，如近百家企业累计投入近4亿元，引进1100多台套先进装备，骨干企业的智能工厂把产品合格率做到了98.5%；电瓷产业不追逐风口，而是盯住特高压这个国家需求，十年磨一剑把特高压绝缘子做到全国约四成的份额；花炮产业不谈“转型焦虑”，而是把涉药工序100%机械化这道硬骨头啃下来。渌江书院的“实学”传统，就这样从书院的讲堂流进了企业的车间。醴陵把讲坛办进车间，办起对接陶瓷、花炮、电瓷产业需求的“渌江讲坛”，先后有150余位各界精英登台讲学，70余场活动吸引线上线下超6000万人次参与，这何尝不是左宗棠“实学”的当代接续？

“实学”的第二层要义，是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左宗棠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时，正在书院做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这种把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相连的担当，塑造了醴陵人的性格：近代以降，从这里走出李立三、左权、耿飚、杨得志、宋时轮等一批改变中国历史的英杰；和平年代，醴陵工匠把国瓷做到人民大会堂、把绝缘子做到国家特高压工程、把烟花做到全球夜空。从国宴用瓷到外交国礼，醴陵制造始终与国家叙事同频，这是一种文脉的延续，即书院教给士子的从来就是报国的方式。

“实学”的第三层要义，是开放包容的治学气度。在醴陵的文教史上，理学与心学在此交汇，朱熹、吕祖谦、王阳明先后登台讲学，不同学派争鸣激荡。应该说，这种包容，在今天可能是醴陵与中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共建科研平台、开办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的开放姿态，是“渌江讲坛”让企业家、工匠、学者同台的胸襟。一个县域能够把千年书院办成活的文化平台，正是文脉“活着”的凭依。

书院的文脉还连着一条红色的伏线。1927年，毛泽东深入醴陵乡村，驻足先农坛、奔赴东富寺，走访群众、座谈调研，所掌握的大量一手实情，成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素材；李立三从这里走出，点燃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星火。红色基因与书院文脉在渌水岸边交汇，令有识之士既读圣贤书，又问苍生事；既坐得住书斋，也下得了田野。

事实上，书院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县域如何自办教育、自育人才”方面。尽管从来不是高等教育的重镇，醴陵却能办出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这样的产业学院，能把150余位各界精英请上渌江讲坛，让讲堂精准对接车间里真问题，这靠的正是书院传统“学在地方”的基因。对照许多县域“人才靠引进、教育等外援”的被动，醴陵的实践已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县域完全可以自建学习型生态，就地培养、就地使用、就地成就人才。陶瓷学院的学生在厂区实习，“红色CEO”课堂把管理课开到企业一线，大师工作室以师徒制传承绝艺，这一种低成本、高黏性、与产业零距离的人才培养体系，或对欠发达县域有启发。

从传承上看，渌江书院的发展演进也不禁令人思考：一座小城又凭什么保持数百年不间断的文化自觉？

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代醴陵人凡地方稍有余力，优先做的总是修书院、兴文教。渌江讲坛吸引线上线下数千万人次参与、陶瓷博物馆晋身国家一级、“一江两岸”街区串起状元洲与书院，本质上仍是同一个文化行为的当代表达：把最好的地段、最多的敬意留给文脉。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自觉，最终会兑现为城市竞争力。因为在人才用脚投票的时代，有文脉、有书声、有讲堂的城市，才留得住人心里那点“不想走”的念头。

因而，如今重提渌江书院的“实学”，我以为至少有四重现实意义。

其一，是对“概念先行”的纠偏。当下不少地方的产业规划言必称“元宇宙”“新赛道”，仿佛不贴上一个新标签，传统产业就抬不起头。醴陵的经验提醒人们：实业的根基仍然是产品、工艺与订单。概念可以造势，却替代不了窑炉里的温度、检测线上的合格率、报关单上的数字。对那些在“追风口”与“守主业”之间摇摆的县域而言，渌江书院“实学”带来的启示是，把一门手艺做到极致，本身就是对“新质生产力”最忠实的注解。

其二，是对“文脉变现”的示范。全国修复一新的古建筑不计其数，真正让书院与产业发生化学反应的却寥寥无几，多数书院修成了景点，却没有重修课堂。渌江讲坛的讲题来自车间、陶瓷学院的课堂设在产区、大师工作室的绝艺有了传承人，这样一来，文化才真正成为发展的变量。可见文化资源的活化，更稀缺的是“实学”这种把文脉接上地气的方法论。

其三，是对县域教育的启示。把课堂搬到生产一线，是破解“人才留不住”难题的一条务实路径。欠发达县域与其在中心城市掀起的“抢人大战”中陪跑，不如先办好自己够得着的教育，如醴陵的渌江讲坛、“红色CEO”课堂、师徒制大师工作室，这终将有益于构成低成本、高黏性、与产业零距离的人才蓄水池。毕竟，培养一个用得上、留得住的本地工匠，往往比引进一个落不了户的“高端人才”更解渴。

其四，是对浮躁学风的提醒。“实学”的反面是空谈。从课堂到舆论，坐而论道者众、起而行之者寡；重论文轻应用、重表态轻落实的风气，与当年左宗棠一扫空疏学风、把舆地兵农之学搬进课堂的改革恰成历史的镜像。重提“实学”，也是重提一种评价标准，即一切学问的分量，最终要用解决了多少真问题来称量；一切发展的成色，最终都要拿到车间里、田野上去检验。

渌江书院的古树依旧苍翠，曾经左宗棠期望学子“养中制外、治国平天下”，今日醴陵人正以文化为引擎、以实业为舟楫，写下新的答卷。说到底，文脉不会自动转化为发展动能，须在“实学”二字上见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