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入瓷·色韵流转（Chromatic Passage）》展览现场。

□王小杨

传统釉下五彩的材料与技艺，怎样形成可辨认的色彩语言，又怎样在当代观看和使用中产生新的意义？

2026年10月16日至19日，《五彩入瓷·色韵流转（Chromatic Passage）》在新加坡视觉艺术中心举行。展览汇集陈扬龙窑两代三位艺术家近40件作品，以“色彩作为材料、语言与文化遗产”为策展核心，分“色之生成”“色之书写”“色之延续”“色之流转”四个章节，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体系置于跨文化的观看语境之中。从这场海外展览本身看，醴陵瓷正呈现出传统工艺发展当代表达的一种探索。色彩，恰是理解这一转换的关键。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语言，并非天然的“好看”，而是一套高度自觉的工艺选择。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扬龙在上世纪90年代总结并创造性发展出的“薄施淡染”技法，将传统单线平填、接色、罩色等手法推向新的层次：色料不止于浮于坯体表面，更要渗透进泥坯深层，经高温烧成后，色彩从釉层之下透出，淡而有层次，通透如水。这种技法追求的是“极白、极薄、极透、极润”的类玉质感，最终抵达“清新隽雅、空灵幽静、平淡天真”的境界。

从时尚美学的视角看，“薄施淡染”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与当代审美深度共振的色彩哲学。在视觉信息过载的当下，高饱和、强对比的“注意力捕获”正在让位于克制、层次与呼吸感。“薄施淡染”所生成的色彩，是渐进的、渗透的、需要凝视才能辨认的——它拒绝一眼看穿的即时满足，转而要求观看者放慢速度，进入一种“慢观看”的状态。新加坡展览现场“极简素雅的展陈空间搭配柔和灯光”，恰恰强化了这种观看伦理。醴陵瓷的色彩，由此超越了“展示”，进入被“阅读”的层面。这种将色彩从装饰性附属提升为一种感知方法的能力，正是时尚美学最稀缺的品质，即生产一种观看方式。

醴陵釉下五彩瓷展品。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自觉，可以追溯到1908年。

熊希龄以实业救国为动机，在醴陵倡办瓷业教育和企业、推动研制，创烧出以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调配出丰富色阶的高温釉下五彩瓷。这一创举的初衷带有鲜明的现代性：传统日用瓷釉上彩含铅镉，醴陵的选择是从材料层面解决安全问题，成品“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等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换言之，醴陵釉下五彩从诞生之初就携带了一种“材质伦理”：色彩的美，不能以身体的代价为前提。1915年醴陵瓷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是重要的国际认可，但真正使醴陵瓷具备“时尚基因”的，是色彩背后的工艺耐心。

一件釉下五彩瓷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百余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彩绘之后以1350℃至1410℃高温烧成。这意味着色彩的最终面貌，在入窑之前始终处于不确定之中：窑火的微小差异、釉层的厚薄、色料在不同胎质上的聚结与发色，共同参与色彩的“生成”而非仅仅是“呈现”。新加坡展览将“色之生成”置于首章，聚焦的正是这一“胎体、釉层与窑火交融中的诞生过程”。这种将控制与偶然并置的工艺逻辑，与当代“慢时尚”的核心主张高度同构。毕竟，时尚不等于快速更替的符号游戏，它可以是一种以时间、技艺和材料的不确定性为代价的深度体验。

《五彩入瓷·色韵流转》最具启示性的，是“色之流转”。

《羽》《慕容春》等这些新作，“大胆汲取娘惹瓷华丽精巧的纹样特质，将南洋本土风情、新加坡当代审美与釉下彩含蓄温润的艺术气韵相融合”。这是非常值得细读的，娘惹瓷的视觉语言本身即是跨文化混血的产物，华丽、繁复、色彩浓烈的气质，与醴陵釉下彩“清雅润泽”的传统似乎处于光谱的两端。但在这种张力中，醴陵瓷展示了时尚美学最关键的能力——跳出一种固定的“东方风格”，在异质文化元素之间建立一种可相通的“色彩语法”。

在国内市场，这种转化也有不少表现。醴陵陶润会推出的马年盲盒杯，将生肖造型与实用茶具结合，用色大胆、充满萌趣，上市以来销售数万件；醴陵市博物馆的陶瓷首饰系列，从馆藏文物中提炼花卉山水纹样，将釉下五彩的瓷片转化为项链、耳钉、戒指，“每一款都是不可复刻的文创孤品”。

盲盒的逻辑是“瞬间的惊喜”，首饰的逻辑是“日常的佩戴”，两者都指向一个趋势，也就是醴陵瓷的文化元素正在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被使用的语言”。显然，时尚美学的要义，也正在于让美学进入个体经验与日常生活。

从美学到产业，色彩更显现出重量，足以成为品牌资产。

2025年，醴陵陶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800亿元，集聚上下游企业1500余家，日用陶瓷出口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组令人瞩目的规模数据，隐藏着一个关键的问题：醴陵瓷的“价值捕获”能力，是否跟上了它的“价值创造”能力？

长期以来，醴陵陶瓷的产业形象，更多与产能、出口量绑定，而非与品牌、美学溢价绑定。电瓷的全球竞争力、日用瓷的出口份额，构筑了坚实的产业底座，但艺术瓷和时尚文创的附加值空间远未被充分打开。新加坡展览的意义，则不是在展示“醴陵能做什么”，而是在定义“醴陵的色彩值什么”。一旦一件作品进入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藏体系，“薄施淡染”被作为独立的艺术语言而非工艺附注来讨论，醴陵瓷就开始积累一种不同于产能优势的品牌资产，一种可辨识、可讲述、可跨文化流通的美学信用。

这种美学信用对产业的牵引，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它为日用瓷的“艺术化”提供了合法的价值参照。醴陵陶瓷业摸索出的“日用瓷艺术化，艺术瓷生活化”路径，需要一个中间地带的美学标准来弥合，太靠近艺术则曲高和寡，太靠近日用则滑向同质化竞争。釉下五彩的色彩体系，恰恰可以作为这个中间地带的基础，它足够精致可以承载艺术表达，也足够温润可以进入日常使用。其二，它为年轻化转型提供了有文化厚度的时尚接口。盲盒、温变杯、陶瓷首饰等产品的市场验证表明，年轻消费者并不排斥传统工艺，他们排斥的是与自身感知方式脱节的表达方式。醴陵瓷真正需要输出的，是“更当下的色彩经验”。

当然，时尚美学的产业转化也要避开一些问题。如果“薄施淡染”仅仅被简化为一种可复制的视觉效果，如果娘惹瓷元素的融合仅仅停留在纹样的拼贴层面，如果盲盒的“萌趣”取代了对色彩深度的持续追问，那么“时尚”就会退化为“时髦”，品牌资产的积累将是短暂而脆弱的。醴陵瓷的竞争力，恰恰在于它的色彩语言具有反简化的品格：百余道手工工序、窑火中的不确定性、色料与胎釉的长期磨合，这些无法被工业化叙事轻易消化的“慢变量”，才是其时尚美学不可替代的根基。

从新加坡的展厅回到渌江两岸的窑炉，醴陵瓷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一场关于“色彩作为方法”的潜在而深远的转变。它不再仅仅追问瓷器“看起来像什么”，而是追问色彩如何组织感知、如何承载文化转换、如何为一座以产能立身的瓷都开辟一条通往美学溢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