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绚 王璊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校园欺凌的发生场域正在悄然变化。在四川凉山，一名叫小英（化名）的单亲留守女孩告诉研究团队，自己在学校遭遇了高年级同学的欺凌。对于部分亲情陪伴不足、情感支持相对薄弱的留守儿童而言，这种变化可能使其面临更加复杂的成长风险。从教室角落的言语羞辱，到社交群聊中的恶意排斥；从现实生活中的肢体冲突，到网络空间里的隐私曝光与谣言传播，欺凌行为逐渐呈现线上线下交织、现实虚拟叠加的新特征。

如何让远方的父母及时知情、让校园的关怀精准抵达、让社会的保护力量有效介入，成为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防治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不能仅靠某一方的“单打独斗”，更不能停留于事件发生后的被动处置，而应充分发挥数字媒介的动能，以其为纽带，推动家庭、学校、社会从分散参与走向协同治理，让技术连接转化为情感连接，使得信息互通转化为责任共担，让数字赋能真正成为守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坚实力量。

校园欺凌并非数字时代的新问题，但数字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其表现形式、传播路径和影响范围。过去，欺凌行为往往发生在校园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和场所限制。如今，随着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和短视频平台日益普及，部分欺凌行为突破校园围墙，向网络空间延伸。恶意剪辑的视频、带有侮辱性的表情包、群聊中的集体孤立，都可能使伤害在屏幕之间持续扩散。网络欺凌具有传播速度快、隐蔽性较强、影响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一次看似随意的转发、一句带有嘲讽意味的评论，都可能在反复传播中加重受害儿童的心理负担。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其成长支持网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薄弱环节。一方面，部分留守儿童由祖辈或其他亲属照料，监护人在数字媒介素养与使用、网络风险识别和心理情绪观察等方面可能面临现实困难。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父母虽然能够通过视频通话与孩子保持联系，却未必能够及时察觉孩子在校园中的情绪变化和人际困境。有的孩子遭受欺凌后选择沉默，并非不需要帮助，而是不知道向谁求助；有的家长虽然每天与孩子通话，却可能忽略一句“我不想上学”背后的求救信号；有的教师能够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却难以及时发现发生在网络群聊中的隐蔽伤害。

因此，防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从关注已经发生的欺凌事件，转向主动识别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保护。首先，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课堂，也是防治校园欺凌的重要防线。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物理距离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但数字媒介为弥合情感距离提供了新的可能。视频通话、即时通信、线上家长课堂等数字化工具，使外出务工父母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例如，家长可以通过网络，将“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开心的事情”“遇到不舒服的玩笑会怎样处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爸爸妈妈帮忙”等问题融入日常视频交流，让亲子沟通从单向询问转向双向倾听。同时，应充分考虑祖辈监护人的数字能力差异，通过简明易懂的操作指引、线下培训和教师协助，帮助其掌握必要的信息沟通和风险求助方法，避免数字技术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形成新的使用门槛。

其次，学校是连接家庭与社会保护资源的重要枢纽。学校可以通过线上家长课堂、数字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外出务工父母掌握校园欺凌识别、亲子沟通和网络安全教育的基本方法，引导家长在日常交流中主动关注孩子的同伴关系、情绪变化和网络体验。此外，学校可以在保留班主任谈心、心理辅导室、意见信箱等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探索设置便捷、适龄、安全的线上求助入口，让不愿当面表达的学生拥有更多选择。同时，学校应将反欺凌教育与数字公民教育相结合，通过情景模拟、案例讨论、主题班会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网络行为的现实后果，学会尊重他人、保护隐私、理性表达，并在遭遇欺凌时保存必要证据、及时寻求帮助。

校园欺凌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家庭与学校难以完成全部治理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多方面保护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为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家庭、学校与社会应通过数字媒介加强信息沟通、资源衔接和责任协同，推动形成更加完整的儿童保护网络。一方面，可以依托社区儿童之家、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现有资源，为有需要的留守儿童提供课后陪伴、心理支持、家庭教育指导和社会融入服务。另一方面，应发挥共青团、妇联、志愿服务组织及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力量，探索线上咨询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支持方式，让专业资源能够更加便捷地覆盖乡村地区。

对于已经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协同处置流程。学校负责及时发现、核查和开展教育干预；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相关部门和专业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心理援助、社会工作服务、法律支持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力量介入必须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严格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避免因信息公开、标签化管理或不当传播造成二次伤害。更重要的是，应将儿童自身纳入治理过程，尊重其表达权与参与权，通过适龄、友好的沟通方式了解真实需求，让防治机制不仅能够“替孩子作决定”，更能够“听孩子说心声”。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家庭的温暖、学校的关爱，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托举。数字时代，技术让千里之外的亲人能够隔屏相见，也让校园与家庭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加便捷。屏幕背后是否有人愿意倾听，求助发出后是否有人及时回应，困难出现时是否有力量主动伸出援手？当家庭的牵挂、学校的守护与社会的关爱通过数字媒介有效汇聚，我们所构建的，就不只是一张校园欺凌防治网络，更是一张有温度、有力度、有回应的儿童成长保护网。让每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都能转化为真实而有力的守护。这既是数字时代教育治理应有的责任，也是建设儿童友好社会的题中之义。

【该成果受成都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中心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