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玲（湖南省社科普及湖南工程学院思政教育基地研究员，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湖湘学术自南宋以来，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格：崇尚躬行实践，注重经世致用。这种品格何以从一种学风积淀为深厚的文化基因？答案不能仅仅归于惯性，更在于其背后的哲学奠基。完成这一奠基的，正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他以“道在器中”的实有论，扭转了晚明以来的玄虚学风，为湖湘经世传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宋明理学的“虚”“实”之困

理解王夫之的贡献，需回到他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宋明理学绵延数百年，始终被一个根本性问题所缠绕：世界的终极依据，究竟是“实有”，还是“虚无”？

一方面，道释二家以“无”和“空”为本，在现实世界之上悬设超越的彼岸，易使人产生出离尘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宋儒力图对抗佛老，却未能彻底摆脱“玄远”之气。朱熹讲“理先气后”，王阳明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其理论内部都为“虚无”留出了空间。晚明心学末流高谈心性，鄙弃事功，顾炎武曾批评其“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明清鼎革之际，学者们痛定思痛，意识到必须在最根本的本体论上正本清源。

二、王夫之“道在器中”：为经世之学正本清源

王夫之的破局之道，在于同时回应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开辟了另一条路径。

其一，辨析两派各自的局限。王夫之属道学中张载一脉，与朱子有复杂的继承与批判关系。程朱“理在气先”使理与气形成一种先后等级，理可在逻辑上脱离气而存在，埋下了悬空化的隐患。陆王心学则将“心即理”推向极致，心学末流“废实学，崇空疏”，使学问流入虚空。概言之，朱学之失在“理”易悬于“气”上，陆王之失在“理”易归于“心”中，两者都存在缺陷，未能将“道”安顿在具体事物之上。

其二，以张载气论为依归实现突破。王夫之自称“希张横渠之正学”，确立“理依于气”的气本论，反对“理在气先”。学者指出，“气”是船山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宇宙观是“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气化宇宙观，理是气的属性与秩序，理在气中，不在气外。这一立场同时否定了理气二分倾向和将理收归主观的倾向，为道器关系的根本翻转奠定了基础。

其三，“道在器中”完成理论重构。王夫之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是器运行的内在规律，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没有弓箭，何来射箭之道？没有车马，何来驾驭之道？进而，他把“有无”重新界定为感官认知的边界，“无”不过是尚未被认知的“有”，由此批判了佛老“以无为本”的虚无思想。

通过上述工作，王夫之实现了对宋明理学两大流派的理论超越，对程朱，他以“道在器中”回应“理在气先”，使道理不再悬空；对陆王，他以“天下惟器”回应“心即理”，使道理不再内缩为主观体验。求道不在静坐冥想，而在具体事物中探求。儒学本体论从此摆脱虚无的缠绕，为入世、求实、重行的经世精神铺下了理论基石。

三、从哲学奠基到经世精神

王夫之通过回应朱学与陆王之失，从三个维度为经世实践开辟了道路。

其一，为“躬行实践”确立本体论依据。王夫之回应朱学“理在气先”可能导致的悬空之弊，以“道在器中”表明：理内在于事物之中，离开具体事物便无从阐发大道。湖湘学派从胡宏、张栻起便崇尚“实事求是”，其“道不离形”“得其体必得其用”的思想，被王夫之系统化为“道不离器”的本体论命题，否定了脱离实践的先验之道。躬行实践由此获得了本体论上的必然地位。

其二，为“事功追求”指明方向。王夫之回应陆王将理收归于心、以静坐观心取代格物穷理的倾向，指出道在客观事物之中，不在心中揣摩所得。治国之道在国计民生之中，惟有深入具体事物方能求得真道。这就把经世实践的着力点从“内省”转向了“外治”。晚清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办制造总局，不尚空谈唯求实效；郭嵩焘开眼看世界，谭嗣同以热血荐轩辕，无不从船山思想中汲取力量。有学者指出，船山的知行观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思想进程，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

其三，塑造“既尊实有、又尚作为”的士人品格。王夫之对朱陆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扬弃中建立新说：回应“理在气先”的悬空倾向，却继承格物穷理的务实精神；回应“心即理”的内缩倾向，却继承主体担当的能动精神。学者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概括船山哲学特质，宇宙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人在其中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责任。湖湘学者能入能出、可承可创，正是这一品格的生动写照。岳麓书院“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御题，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湖湘士人既探求大本大源、又脚踏实地躬身实践的精神气象。

四、湖湘经世传统的时代回响

王夫之以“道在器中”正本清源，为湖湘经世精神完成了哲学奠基。这一传统在近代历史进程中迸发出强大的实践力量。

其一，从“天下惟器”到救亡实践。王夫之将求道从“内省”转向“外治”，道不在心中，而在客观事物之中。这一转向为近代湖湘士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遵循“即器求道”的路径：救国之道不在闭关自守，而在对域外事物的深入研究。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把“道在器中”转化为洋务实践。谭嗣同以《仁学》阐发船山气论，为变法慷慨赴死；黄兴、蔡锷投笔从戎，将学问化为革命行动。他们的思想深处有共同的脉络，不空谈义理，而在具体事务中求索救国之道。

其二，从“兼破朱陆”到守正创新。王夫之对朱陆的批判与扬弃，造就了一种“承而后创”的思想范式：既回应悬空倾向，又继承务实精神；既回应内缩倾向，又继承主体担当。这一范式深植于湖湘学人的精神基因之中。面对近代以来的深刻变局，湖湘士人既不固守旧章，也不全盘西化，从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到郭嵩焘力主学习西方政制，再到后来的学人强调“实事求是”，都体现着一种贯通的思维品质：立足事物本身、探寻内在规律、勇于推陈出新。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正是这一精神的高度凝练。

其三，从“尊生明有”到现实关怀。王夫之哲学强调宇宙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人在其中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责任。这种“即现实即超越”的精神品格，使湖湘文化从根本上避免了蹈空之弊，始终将目光投向最紧迫的时代课题。从魏源睁眼看世界，到今天的湖湘儿女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经世致用始终是湖湘文化最鲜明的底色。弘扬这一传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汲取其精神内核，让“道在器中”的智慧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正是湖湘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湖湘老学研究》，项目编号：21YBQ080；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及价值意蕴》项目编号：23B069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