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浪波  (长沙市望城区健康促进中心)

近年来，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低生育、少子化特征日趋明显，人口结构变化与家庭小型化等社会现状，导致婴幼儿照护从家庭内部事务逐步外溢为公共话题。对多数家庭而言，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压力集中体现在时间不可调、成本不可控与服务难甄别，对整个家庭就业安排与生育计划会产生负面影响。为增强家庭幸福感，近年来我国各地普惠托育体系建设速度加快，但托位信息零散、质量信任建立缓慢，容易出现政策供给与家庭感知之间的落差。而普惠托育宣传成为连接制度与家庭的关键环节，能够稳定家庭预期、提升获得感，并在更长周期内作用于生育意愿。鉴于此，本文先简要概述了普惠托育宣传的内涵，分析了具体的家庭获得感生育意愿提升实践路径，以供参考。

婴幼儿家庭尤其重视托位的普惠属性，然而单纯增加托位数量无法显著提升家庭的满意度。普惠托位数量充足成为相关家庭的基本需求，凸显了此项工作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但是目前我国托育服务体系供需结构失衡，民办营利性机构占比过高而公办普惠性机构匮乏，营利性托位供给过剩而普惠性托位缺失，与家庭对普惠托育服务的需求存在差距。为有效提升家庭的满意度与获得感，不仅要关注托育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更需坚持“普惠优先”原则，增加普惠托育服务规模，逐步扩大公办普惠托位的有效供给，才能满足家庭的送托需求，有效缓解供需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探索普惠托育宣传赋能家庭获得感、助力生育意愿提升，势在必行。

一、普惠托育宣传的内涵

普惠托育是指在国家有关部门引导和规范下，由多元主体提供、价格普惠、质量有保障的0至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此项服务能为人们带来育儿负担可控、照护质量可预期与家庭生活秩序更稳定的综合获得感。十四五期间，国家出台了《“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及《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等多项措施助力人口生育工作和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因此，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普惠托育宣传，将制度条款转化为家长看得懂、用得上的选择信息，重点公开托位供给、收费构成、师幼配置、安全卫生与接送距离等可核验要素，以此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且加强宣传还能结合家庭差异化需求分层推进，从根本上解决价格敏感、质量担忧等各个家庭关注的问题，因此设立清晰的咨询入口和报名指引，可有效降低家庭首次选择的门槛，借助预约参观、体验托育与家园沟通机制提升使用信心，形成持续入托与口碑扩散的稳定链条，并将家长满意度、退托原因与服务投诉等反馈数据纳入改进清单，推动机构实际运行中不断完善收费透明、照护流程与安全管理，能联合优化宣传与供给。这类宣传以公益导向为核心，并非商业推广，而是立足民生需求，聚焦保障婴幼儿健康、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面向社会普及科学育儿理念、解读托育惠民政策等。

二、普惠托育宣传在提升家庭获得感生育意愿中的重要性

（一）缓解育儿焦虑，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对许多双职工家庭而言，托育是维持工作与育儿基本秩序的关键安排，我国三岁以下婴幼儿规模约三千万人，且超过三成家庭存在入托需求，这决定了此类型家庭焦虑的普遍存在，其中家长的焦虑最先来自托位位置、价格、照护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送托的连续性。为此积极开展普惠托育宣传，先把不确定因素转化为可核验的清单，将担忧转化为可比较的标准，并全面公开托位供给、收费构成、师资配置、安全卫生、应急制度和监管路径，家长就能以更低的搜索成本完成判断。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会直接压缩试错成本，促使家庭在送托决策上少走弯路，减少因信息缺失带来的过度谨慎与延迟选择。更重要的是，宣传工作开展中还能连接政策性减负与服务性减负，一方面，可获得政府指导价和运营补助以此获得价格优势，宣传人员能把这种稳定性讲清楚，帮助家庭了解支出上限；另一方面，税收减免与育儿补贴等支持措施可形成叠加效应，开展宣传工作能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功能，不断降低费用，当托位布点进入社区和工作区，通勤与接送负担被重新分配，家庭日常运行更顺畅，缓解育儿焦虑，提升获得感。

（二）强化政策认知，凝聚生育友好共识

普惠托育的制度设计可从标准、监管、补助、供给扩张等多重环节入手，但各个家庭在了解此项服务中往往只能接触到零散信息，容易将托育等同于市场托管，或把政策支持理解为短期活动。而在积极开展普惠托育宣传工作中，则可为有需求的家庭转译复杂政策内容，让家长知道什么能享受、如何享受、由谁保障，深入了解政策内容后能形成清晰认知，此时可有效增强家庭的信任感。各地有关部门推动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嵌入式托育点、幼儿园办托等多元供给模式，并开展示范试点，在实践中摸索提升宣传工作质量的途径，此时社会对托育的评价标准就会从单一价格维度，逐渐丰富到质量与可及性并重等多个维度。共识不仅是家长群体之间的口碑扩散，更是不同主体对托育公共属性的再认识，企业愿意提供育儿友好支持，社区愿意提供空间与协同，专业人员愿意进入行业，关键都在于社会相信这是一项长期工程，而非短期热度。因此宣传工作开展中需承担的是要把政府的制度承诺、机构的服务承诺与家庭的体验反馈放入同一叙事框架，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该框架的可行性，能够从根本上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促使此项公共议题能够凸显出可讨论、可监督、可共建的特点，继而形成可感知的社会氛围。

（三）优化育儿预期，激发生育潜在需求

对年轻家庭来说，最难的是判断未来三年到六年的养育可控性，其中最大的变量是托育可得性以及可持续性，而积极开展普惠托育宣传则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年轻家庭的困惑，主要是由于这一过程中可传递供给数量，更能传递供给价格的普惠性。而我国整体托位供给的持续扩容，现阶段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千人托位数水平，这些趋势本身就给广大家庭带来了更多的信心。普惠托育宣传要做的是把育儿的预期转成家庭的可计算预期，需细化到所在区域是否形成十五分钟托育服务圈、普惠价格能否跨年度保持、入托流程是否稳定、师资与质量是否有持续改进机制。各个家庭一旦建立预期，潜在需求就会被激活，由于计划送托家庭更在意托位数量、价格门槛、托幼衔接以及服务连续，已经送托的家庭更关注于质量、师资与照护细节。宣传工作的开展如果能按这种方式组织信息，更能把不同阶段的家庭分别向前推进一步，促使犹豫的家庭敢于尝试，在使用者中形成稳定口碑。从长远角度来看，托育预期的稳定会改变家庭对生育二孩的机会成本评估，尤其是女性就业与职业连续性的评估，当家庭相信托育供给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质量可以被监管体系约束，生育意愿就能真正得到提升。

三、普惠托育宣传提升家庭获得感与生育意愿的实践探索

托育宣传联动政府、机构、家庭多方主体，一方面引导社会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缓解育儿焦虑；另一方面凝聚社会共识，规范行业服务秩序，推动育儿相关事务协同共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民生基础。在实际展开普惠托育宣传实践工作中，工作人员应从信息发布入手，逐步强化系统赋能，对齐宣传与家庭真实决策过程，把可得的政策资源转化为可用的服务选择。所开展的宣传工作要想促使相关家庭产生持续的获得感，必须同时满足看得见、信得过、用得上三个条件，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整个实践宣传工作开展中，工作人员可以先以受众分层厘清需求结构，继而通过资源对接缩短从认知到行动的路径。

（一）精准定位受众，优化宣传内容供给

宣传普及普惠托育政策与服务，能够增进群众对民生保障体系的信任度，拉近政务服务与群众的距离，积累社会信任资本；同时搭建育儿交流认知渠道，培育互助友善的社会育儿氛围。同时，保障办托规模与服务价格是促进犹豫送托家庭送托意愿转化为送托行为的重要途径，对比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层次，可发现犹豫送托的家庭群体对普惠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出一定特殊性，集中表现为比其他类型家庭更重视托位数量与服务收费。具体来说，对于犹豫是否送托的家庭，宣传工作的开展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家庭的送托意愿向送托计划、送托行为，并进一步保障托位数量，此时可促使更多的家庭有充足的服务选择。另外，尽管犹豫送托家庭有强烈的送托意愿，但受服务价格限制，因无力承担高额费用而迟迟未制定送托计划。因此，精准定位受众需求，针对性优化宣传内容供给，才能增强家庭送托意愿。

普惠托育宣传工作开展中，精准定位受众可先用社区网格、妇幼机构咨询记录、托育机构来访登记等形成基础画像，按婴幼儿月龄、照护方式、家庭就业形态及送托意愿划分为若干稳定群组，并为每组确定最关键的三项决策信息。此时针对犹豫型家庭，应突出费用上限、减免项目与风险边界，而对于具有一定规划的家庭则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托位可得性、报名节点与接送便利，对已送托家庭突出质量标准、师资结构与沟通机制，用统一口径避免信息不一致现象的产生。信息表达要采用清单化方式，将能否入托、去哪入托、多少钱、怎么报、谁负责五类问题固定为核心模块，形成一页式速读版与细则版两套文本，前者用于快速决策，后者用于核验。该信息发布前，相关部门应先做小范围可读性测试，针对家长试读反馈修正术语与排序，确保关键信息不被埋没，在托位变化、价格调整、备案状态与投诉渠道要按月滚动核对更新，做到信息准确、版本可追溯，确保家长每一次检索都得到可靠的答案。

（二）拓展多元渠道，提升宣传传播效能

普惠托育宣传属于公益性传播。通过官方正规渠道传递权威信息，普及育儿知识、解读惠民举措，引导社会认知，塑造生育友好、儿童优先的社会价值导向。在传播环境高度碎片化的情境中，普惠托育宣传效果取决于触达方式与认知路径的耦合程度，这一过程中可以先提供可感知的关键信息，再补足规则细节与风险边界，使受众的理解逐层加深，完成从注意到信任的心理转换。

在拓展普惠托育宣传渠道时，有关部门可将宣传阵地分为线上权威发布、线下高频场景、专业机构宣传三类。其中线上宣传工作应用短链路承接，政务新媒体负责首发与权威背书，内容以一屏读完为标准，首页固定托位查询入口、收费说明与报名步骤，此时家长在筛选相关信息中就不必反复跳转查找。线下侧要抓住必经场景，社区大厅、妇幼门诊、预防接种点、职工服务站等位置以可带走的单页和二维码为主，信息只保留五个关键问题，减轻家长阅读负担。专业侧工作落实中应形成连续触达的方式，即托育机构、儿保医生与社区工作人员统一使用同一套问答手册，面对面解释时重点突出风险边界与监管路径，提升信任密度。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渠道之间要有节奏，先用短内容做认知唤醒，再用图文细则做规则澄清，最后用在线咨询与预约参观完成转化，以此从根本上强化传播效能，每个触点运行中应详细记录扫码量、咨询量、到访量与报名量，尽量压缩低效投放，继而将资源集中到真正能促成理解与行动的渠道组合上。

（三）对接服务资源，推动宣传落地转化

在政策导向与家庭选择之间，真正起作用的是服务可得性的现实支撑，宣传工作的开展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容易产生期待与实际体验的落差。因此在实现对接中，工作人员应打通信息发布与服务入口逻辑，引导受众从了解走向行动时路径短、步骤少、规则清，避免因程序复杂而放弃，该方法实施的本质是把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转化为家庭可使用的策略，此时家庭的获得感不会再靠情绪维持，而是由连续、稳定、可预期的服务体验支撑，并进一步影响生育规划中的机会成本评估。

在积极加大宣传力度，促进专项具体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应由主管部门牵头建立托位与机构信息的统一台账，定期核对开放名额、收费项目、备案状态与服务时段，确保对外口径与真实供给一致。这一过程中，入口要做成一站式，将线上咨询、报名、材料清单与审核进度集成到同一页面或同一热线，家长只走一条路就能完成全流程，不再被多头指引反复折返。同时需提前讲解规则，把入托年龄、健康要求、退费规则、请假制度与风险处置流程梳理成通俗易懂的告知单，提供下载与现场领取两种方式，减少临场争议与不必要的误解。对首次咨询家庭建立简短跟踪记录，并明确答复时限与回访节点，而在遇到托位紧张时应同步给出候补机制与替代选择，避免信息断点造成流失，推动机构开放参观与试托安排，设立固定的家园沟通渠道与反馈窗口，让家长在真实接触中确认质量信号，将咨询高频问题、报名流失环节与退托原因纳入月度分析，此时应倒推流程做简化处理并调整供给，全面发挥资源配置与宣传转化的功能。

（四）建立评估机制，动态完善宣传体系

宣传体系需要可检验的评价体系来保证质量，在评估工作开展中，应同时关注过程与结果，兼顾理解程度、信任变化与行为转向的完整链条，更关键的是要构建反馈回路，将家长的困惑点与流失点作为内容调整的依据，信息端的提示应以服务端的薄弱环节为主，同步改进宣传与供给工作，以此全面提升制度的可信度。

在实际建立评估机制中，有关部门应先把指标变成日常管理的工具，建立一套分层指标体系，并提前做好数据采集工作。其中线上端固定统计访问路径、停留时长与关键页面跳出点，而线下端统一登记咨询类型、问题来源与处理时限，机构端实际运行中应同步汇总报名流失原因与退托原因，避免仅在年底收集零散材料。同时应按周观察异常波动现象，按月做结构复盘，形成问题清单与改版清单，采用短问卷与回访电话的方式，对受众理解能力、信任度、行动效率进行观察，用实实在在的数据推动宣传体系日臻完善。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普惠托育宣传工作飞速发展，实现了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可计算的支持与可预期的照护方案目标。宣传工作开展中，采用清晰的表达方式，能逐步构建起从认知到信任再到使用的连续链条。在真实体验基础上给予人们获得感，有助于提升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实现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