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军

“现在的事情不好搞！左不得、右不得，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追责挨处分。”与体制内朋友聊天，时常会听到类似的感叹乃至抱怨。与之相伴的，上级无明确指示便不敢表态，领导未拍板定夺便不敢行动，政策无具体细则便不敢作为，分内职责也一等二看三拖延，更有甚者为求安稳、规避风险，选择消极躺平乃至主动申请退职。诸如此类现象，既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和部分公职人员心态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焦虑和履职困境，也反映了体制机制以及固有观念中仍未完全肃清的某些积弊。如不及时加以破解，势必消磨大家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弱化行政效能，影响末端落实的效果和服务为民的效度，阻碍高质量发展步伐。

究竟是哪些事情“不好搞”？梳理分析，令人犯难的大致集中在以下场景：

一是政策执行中的模糊地带事。部分政策出台前缺乏充分的基层调研，与地方实际情况脱节，执行过程中既不能机械照搬、搞“一刀切”引发基层矛盾，又无清晰的操作指引和细化标准，让一线执行者陷入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的境地，想干好却无方向，怕出错又无依据。

二是多部门协同的交叉地带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联动推进的工作，职责边界划分模糊、权责界定不清，一旦触及利益分配、责任承担等关键问题，便容易出现“九龙治水而水不治”的局面，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协调不畅，沟通成本高，工作推进难，诸多事项久拖不决。

三是改革攻坚的创新探索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诸多工作无先例可循、无现成经验可借鉴、无明确政策可依托，创新突破可能触碰“合规”红线、面临问责风险，墨守成规又难以破解发展瓶颈，干部陷入想干事、想创新却怕担责、难作为的两难困境。

四是复杂矛盾的硬骨头事。历史遗留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涉及多方利益纠葛，矛盾盘根错节、情况错综复杂，处理起来不仅耗费大量精力，还极易引发新的矛盾纠纷，稍有不慎就会被问责追责，成为干部眼中费力不讨好的“烫手山芋”。

五是属地管理的无限兜底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类工作任务、督查考核以“属地管理”之名层层下压，无论是否属于基层职责范畴，无论基层有无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最终都由基层承担落实责任、兜底结果，基层干部背负着无限责任，却缺乏对应的履职保障，自然深感事情“不好搞”。

分析这些事情“不好搞”的原因，笔者以为，其实并非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超出能力的限度，也并非简单的个人消极与惰性，而是制度机制、激励导向与政绩观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而衍生的系统性问题，追根溯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问责泛化与避责心态的消极循环。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问责机制的强化，其初衷是好的，旨在督促履职尽责。但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问责泛化、简单化的倾向。一旦出事，往往不论缘由、不分情节，搞“一刀切”式问责，甚至以问责下级代替上级整改。这种高压态势，使得“不出事”逻辑取代了“干成事”追求。许多干部产生了“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避责心理，工作中畏首畏尾，凡事留痕，只为证明自己“无责”，而非致力于解决问题本身。这种防御性的行政心理，既增加了工作的无效成本，也让事情变得“不好搞”。

二是权责能失衡下的“小马拉大车”。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大量的工作任务、检查考核通过“属地管理”的名义层层下压，但相应的财权、事权和资源却没有同步下沉。基层干部往往面临着“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尴尬。手里没有“金刚钻”，却要硬揽“瓷器活”，还要为此承担无限兜底责任。这种权、责、能的结构性失调，为搞好事情带来了掣肘。

三是形式主义的内耗与“空转式”忙碌。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为基层减负，但文山会海、过度留痕、重复填报等顽疾在一些地方、领域依然禁而不绝。许多精力耗费在了撰写无实质意义的材料、应对各种检查、落实“政治正确”的规定动作中。这种“聪明人干笨事”的认知失调，不仅耗费了宝贵的行政资源，更挫伤了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自我效能感。当大量时间用于“做虚功”而非“干实事”时，干部疲于应付，无力聚焦主责主业，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自然就显得“不好搞”了。

四是激励与考核机制的“错位”与“失灵”。激励机制上，“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惰性循环尚未完全打破，而“洗碗效应”带来的顾虑使干部缺乏冒险创新的动力。考核机制上概略化、简单化、形式化以及实际操作中的人情关系或搞平衡，无法精准反映不同岗位的实际贡献，导致工作精力和投向出现偏差。

五是能力恐慌与观念陈腐的不适应。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治理对象、内容、手段和目标要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化转型、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对干部的专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干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时，难免产生“本领恐慌”和“路径依赖”，习惯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感觉“不好搞”。还有部分干部官本位思想仍未根除，政绩观偏差，遇事找门路、跑关系的陋习犹存，思维观念跟不上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感觉“不会搞”。

破解“不好搞”这一困局，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至于如何破解？笔者以为绝非简单苛责个体，而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思想引导、制度完善、环境优化、能力提升等多方面共同发力、各方协同、标本兼治，构建一个能让干部愿意搞、有法搞、大胆搞、乐于搞和善于搞的系统性支持生态。

强化思想引领，让干部“愿意搞”。观念决定行动，破解畏难心态，首在筑牢思想根基，引导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持续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了“管死干部”，而是为了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问责追责的目的是督促履职，而非束缚手脚。要通过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情怀，激励干部在把难事情办好中践行职责、实现价值。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营造“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攻坚克难”的浓厚氛围，引导干部主动走出舒适区，以积极心态直面挑战、破解难题，从思想根源上消除“不想搞”的惰性。

明晰权责边界，让干部“有法搞”。权责对等是干事创业的基础，破解“无规可依”的困境，关键要厘清权责边界、保障履职资源。坚持权责一致原则，科学制定各级各部门权责清单，细化工作流程与履职标准，重点规范“属地管理”事项范围，明确基层与上级部门的职责分工，厘清协同事项的责任划分，坚决杜绝上级部门随意将本级职责转嫁基层、责任层层“甩锅”的现象。严格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在赋予基层工作任务的同时，同步下放相应的管理权限、调配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让基层有责、有权、有物、有人，彻底破解“小马拉大车”的困局，让干部干事有依据、履职有支撑，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健全容错机制，让干部“大胆搞”。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科学界定失误与错误、为公与为私、主观故意与客观无意的界限，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容错免责的情形、程序与边界，对干部因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缺乏经验出现的失误，只要出于公心、不谋私利、不碰红线、守住底线，就大胆容错、及时纠错，为敢闯敢试者撑腰鼓劲，为担当作为者保驾护航。规范精准问责，坚决杜绝问责泛化、简单化、一刀切，消除干部干事的心理顾虑，允许干部在“试错”中寻找“试对”，在敢于创新中争先创优，真正做到敢干事、敢担当、敢创新。

优化考核导向，让干部“乐于搞”。考核是指挥棒，激励是动力源，破解干事动力不足问题，必须优化考核体系、强化正向激励。摒弃重痕迹、轻实绩的考核弊端，建立差异化、精准化、科学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工作实效、群众满意度、攻坚成效作为核心考核标准，减少不必要的台账报表、过度留痕和重复考核，让考核回归实绩。坚持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鲜明导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大力选拔使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实绩突出的干部，真正让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持续深化形式主义整治，实打实为基层减负，让干部从文山会海、督查考核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民办事、攻坚破难中，让干事者得实惠、有奔头，真正乐于干事、主动干事。

提升能力素质，让大家“善于搞”。针对基层干部能力短板、知识弱项、经验盲区，开展精准化、专业化培训，不断更新干部知识结构，提升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破解“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本领恐慌。注重实践锻炼，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到改革发展主战场、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墩苗历练，让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积累经验、淬炼筋骨、增长才干。要引导干部树立终身学习观念，紧跟时代步伐，主动升级迭代，不断提升破解难题的硬本领，让干部不仅愿意干、敢于干，更能干得好、干出彩，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行家里手。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干部的“不好搞”之忧，是发展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阵痛，某种意义上说更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机。只要我们正视问题，对症下药，系统施策、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够破除阻碍，跳出困局，卸下干部的思想包袱，激发“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内生动力，最终汇聚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