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琛

“十五五”期间首个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所谓“农创客”，即指在乡村建设、发展中创业创新的青年人才。

“农创客”成为政策关键词，是因为它在地方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2015年，面临“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兴村？”的时代之问，浙江率先在全国提出“农创客”概念，启动“寻找百名农创客”活动，历经十年培育，浙江已形成一支超十万人的农创客队伍；在湖南，“乡村CEO”专业化运营，概念有所创新，如长沙县开慧镇聘请企业家担任“乡村CEO”，全权负责“我在开慧有丘田”等项目运营，实现集体经济大幅增收；而安徽亦通过成立全国首个省级新农人协会，以协会组织化的方式，帮助会员对接电商平台、参加展会，系统性提升“皖美农品”品牌和市场竞争力等，各地“农创客”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亮点。

此次“农创客”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说明这一模式的可推广性。从地方实践到政策升华，“农创客”的兴起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人才资源，有益于系统性培育创新生态。

实际上，“农创客”让大家看到了基层社会内部自主、丰富、充满试错与创新的生命力。

农创客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外来者”，而是涌现的内生性变革主体。其中，既有怀抱乡愁与理想返乡的大学生、退役军人、城市白领，也有在本地成长、接受新教育后主动转型的“农二代”。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乡土社会保有或重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携带着城市文明、现代科技、市场理念和互联网思维。

如湖南省人大代表段照，放弃外企工作，回到湖南益阳老家种稻，引入70多台先进农机，创办“田间课堂”培训农民。蓝利丽，作为湖南省政协委员和茶学专业毕业生，她回到郴州市桂东县，将畲族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科技结合，研发新茶品，带动茶农增收，并培训茶农直播。

这种“跨界”身份，使他们能够灵活变通于传统乡村与现代化前沿之间，重构生活与生产共同体。

于是，乡村逐渐成为一个各种要素流动、碰撞、融合的创新场域。而社会的活性化，正是乡村振兴最为核心也最难企及的目标之一。

而地方政府则为这种能动性的发挥搭建原则框架，留下十足的弹性空间。从最初“寻找”的发起者，到“培育”的服务者，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资金、平台、培训等系统性赋能，如“农创贷”“农创园”“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等，为个体的能动性施展降低了门槛、拓展了空间、提供了保障。

在整个过程里，政府层面通过政策信号、资源分配等，为农创客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而农创客的活跃与成功，又验证了政策的有效性，以具体的治理需求，推动地方治理体系的细化与优化。

“农创客”现象，对当下中国推动乡村发展极具启发。它不仅为地方提供了引进人才、激发活力的视野，更使得个体行为有了更多参与社会的依据，即是以自己为方法，置身于整体发展视域之下，去搭建新时代图腾。正如农创客们从自身的兴趣、技能、资源和对家乡的情感出发，寻找改变现状的切入点，成为微小变革的发起者和连接者。这倡导一种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具体的生存状况出发，去认识社会、理解时代的态度，也就是更“接地气”的研究取向。

于乡村振兴而言，更要有培育、发现的思维，而非设计、管理的惯性。真正有生命力的发展，源于社会内部细胞的活跃与连接。政府职能的服务转型，从主导一切的“工程师”，转向更多地为社会创新营造条件。换言之，要善于点亮那些自发的微光，通过系统性赋能而燎原。同时容忍试错，保护创新者的热情，在互动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政策工具。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创客”，体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更加注重内生动力、基层智慧和个体能动性。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每一位躬身入局、在自己位置上推动向善改变的行动者，都不仅是时代叙事的一部分，更是这叙事不可或缺的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