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去年11月的国际体联世界蹦床锦标赛，来自醴陵的运动员严浪宇在混合团体项目中夺冠。在此之前巴黎奥运会，他拿铜牌的那场，有个对他的专访很打动我。采访者问严浪宇，比赛的成绩是否于他的意料之中，严浪宇答道最终成绩只是他想象里的其中之一，因为他在比赛前什么结果都想过；采访者又说这次比赛夺冠的选手实力很强，有没有跟那个人交流过？严浪宇答道没有，因为他不会说英语。

这种回答，在习惯了套话的公共表达中，简直是一股清流。视频里的严浪宇，极度坦诚、淳朴、接地气，完全没有作为国内顶尖运动员的架势。

严浪宇与队友们在混合团体项目中夺冠。

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演员甘望星，同样是醴陵人，他曾因为在旅游景点鬼屋兼职被拍摄而走红。但参加了节目，作为偶像后，他并没有执迷于在传统的晋升路径里厮杀，而是放下身段，转向短剧，并因此也取得了成功。在《时尚先生》对他的报道里，用到了一个词“朴素的信念”，那段话结尾说：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落差逐渐显现的时候，他不爱空想，也不习惯逃避，“每一份工作都有难处，这个事我都没干明白，还能干明白什么事？”

甘望星在直播回应粉丝对为什么他拍短剧而不是长剧的争议时，他真实地指出：“那是我想就想的吗？”相比于很多遮遮掩掩的艺人而言，他并不避讳谈论自身的处境。

这二人，给我最强烈的观感就是：真性情。即使作为公众人物，也保持清醒、诚恳、落地，既不抬高自己，也不粉饰现实。

严浪宇说：“每次在外面比赛训练，我都会想念我们醴陵的美食还有亲切的家乡话，不管拿到什么成绩，根永远都在这里。”

特定区域的人所表现出的人格趋向，是理解当地文化的关键。正如在文学叙事中，城市往往被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符号：巴黎是浪漫，纽约是欲望，北京是恢宏。那么，比起醴陵更广为人知的瓷都标签，我认为它还有一个非常富有魅力的气质，就是“真性情”。或许，从中我们可以打开理解醴陵的另一扇窗。

明末清初的三百年间，醴陵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移民。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移民大量涌入，使得土著居民最终不足百分之一。这些移民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

这意味着，醴陵人的性格底色里，含有开放包容、不盲从的因子，这种底色显现出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方法论。而“真性情”的前提，首先应该是这番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不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任何宏大叙事，才能在任何境遇中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正如在他们方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叫“鬼”。醴陵人常自称为“雀博鬼”，也常被人评价为“很鬼”。我了解到，“鬼”不是阴险狡诈的意思，而是某种聪明、狡黠、机灵的复杂生命特质，是诙谐乐观的秉性，也是亲密关系中的爱称。譬如流传甚广的醴陵民歌《思情鬼歌》，满篇都是“鬼”：“我哩满哥哥鬼吔”，唱的就是恋爱中女子对情郎的亲昵与娇嗔。

这是一种与现实周旋的智慧。人活于世，有的太过于理想，有的太过于功利，而承认现实的边界，同时能施加幽默的调侃，实在非常难得可贵。在现实里，我们说喜欢真性情的人，其实喜欢的也就是这种知世故后的率真、坦荡与从容。

醴陵陶瓷产业近年来的转型，同样验证了这点。中国成立后，醴陵陶瓷曾被选为人民大会堂用瓷、国家领导人用瓷，是名副其实的“国瓷”。但如今它并没有死守这种高贵的模式，而是发动诸如“捡瓷”的草根玩法。小花瓶、单茶杯、水杯盲盒、冰箱贴这类小物件流动于市场，让醴陵陶瓷显得更加轻盈、亲民。这种“放下身段”的能力，与甘望星从偶像转型短剧的逻辑如出一辙，即是那个最朴素的道理：不端着过去的身份焦虑，而是以本色前行，持续上桌，在变化中寻得属于自己的生态位置。

在这个疾速流转的时代里，无论各种潜在的资本式入侵，还是流量、消费、AI等营造的种种是非颠倒的虚假繁荣，产生了大量热爱藉由包装、粉饰、抬高自身，或功利性地展示自己而牟利的个体心态。可是，潮流终究调头、退却，然后呢？

那时候，沉迷于幻梦里的人们，是否还能有重新洗牌、进而评估自身价值的勇气？

或许，我要用一个极具隐喻性的现象结尾：中国大部分河流都是东流入海，而醴陵的渌水却是自东向西流淌，在南部版图上划出了一道独特的弧线。这条河，之所以会出现在我曾经学习的地理课本上，正是因为这个独特的价值。

无论是个体的成长，还是城市的转型，甚至地理的发现，演变的自然状态，即阻力最小的状态，也应当是一条河流。河流只是顺时顺势地流淌，不追随、不强求、不伪装，在既定的大格局中也有着自己的方向。和而不同，贵为大同。真正懂得发展规律的人，必定会无比珍惜自身那点本真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差异性竞争。

从这个角度而言，“真性情”作为一种品性、智慧，它同样具备建设性和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