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肖卫（怀化开放大学校长、研究员）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并反复强调“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多次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要求全党全社会增强信心、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对一个地方而言，把“四个自信”落实到发展实践，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就是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共识——经济自信，正是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十年前，我们在湖南发展的关键节点，发出了“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的呼声。那时，正值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开局之年，而湖南却陷入“被挤出全国十强”的焦灼——舆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湖南人会读书、会种田、会打仗，就是不会搞经济”“湖南人搞政治可以，搞经济不行”。2006年2月，我们在《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一书的第十章，以“自负文化向自信文化转换”为题，第一次对“经济自信”作了集中而系统的学理论证；同年，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小组以“宁炬”为笔名发表《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把这一命题推向全省干部群众；2007年，我们的专著《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使这一命题以学术著作形式最终定稿。

我们把这一命题的要义，凝练为一句话：把湖南人曾经的政治自信、军事自信，恰当地转换为经济自信——曾经的会搞政治、会搞军事，不应成为今天的历史包袱，而应恰当地转换为今天搞建设、搞经济的宝贵财富；不应成为放慢速度的成本，而应恰当地转换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振奋精神、充满信心的资本。而支撑这一转换的，是一条朴素的道理：“心态影响观念，观念引导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二十年过去了。历史仿佛刻意安排了一次首尾呼应：2026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被安徽反超336.4亿元，自2008年以来首次跌出全国前十。“湖南怎么了”“湖南又要掉队了”的议论再度泛起，一些人重新拾起二十年前的旧调。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短期排名的起伏是浮云；敢教日月换新天——湖南长期向好的根基与奋起的决心是日月。跌出前十，不是终点，而是湖南在新技术革命时代经济大周期中一次换挡阵痛的显现。这也是我们要“再论经济自信”的历史契机。

一、二十年答卷：一份“充满自信”的底稿

过去二十年，湖南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其贡献不仅体现在自身经济总量的跃升，更在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科技创新突破、开放合作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回望二十年，湖南交出的，正是一份“经济大省挑大梁”、足以支撑“经济自信”的底稿。

经济总量跨越：从“万亿级四连跳”到稳居全国前十。过去二十年是湖南经济总量快速攀升的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08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到2012年突破2万亿元、2016年突破3万亿元、2020年突破4万亿元，实现了“万亿级四连跳”；2023年跃上5万亿元新台阶（见图1）。在中部六省中，湖南经济总量长期稳居前三（见图2）；在全国，湖南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前十，进入“十四五”以来稳固在第九至第十位，在国家经济大盘中扮演了“挑大梁”的角色（见图3）。

图1：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006-2025年）

图2：中部六省地区生产总值对比（2006-2025年）

图3：湖南GDP全国排名（2006-2026年）

经济总量的跃升只是湖南答卷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大省，湖南对全国的战略支撑作用，更体现在粮食安全、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与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

粮安天下：端牢“中国饭碗”的坚实支撑。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湖南以占全国2.8%的耕地，生产了全国4.4%的粮食，粮食年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00亿斤以上，2025年更是首次迈上620.9亿斤的新台阶。水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一，生猪出栏量稳居全国前列、猪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种业创新上，诞生了超级杂交稻等重大成果，并建成了岳麓山实验室等种业创新高地——湖南以自身的农业积累，为端牢“中国饭碗”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制造强国：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湖南已成功从农业大省转型为工业强省，培育了6个万亿产业和16个千亿产业，拥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五。其中，工程机械是湖南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长沙汇聚了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产业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集群产值突破2500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逾30%；株洲的轨道交通装备集群中，电力机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株洲的中小航空发动机产业集群规模全国第一，湖南也是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长沙的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集群为全国唯一。

创新引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精度”。湖南是科教大省，孕育了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磁浮技术等世界领先的成果。2025年，全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2.62%，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1.8万家；累计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015家，拥有3个全球“灯塔工厂”，并在北斗产业、功率半导体、传感器等领域形成了全国影响力。

开放崛起：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湖南开放型经济成效显著：2024年工程机械出口额达316.3亿元、同比增长20.3%，龙头企业正从“产品出海”转向“产业出海”；湖南承担了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国家级对非合作平台的建设任务；截至2023年末，高铁营业里程达2501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7530公里，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民生温度：交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厚重答卷。湖南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5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9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8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6165元提高到2020年的12406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收窄至2.27，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这些数字不体现在GDP排名的加减之中，却深深刻在湖湘儿女的心头——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生动的湖南实践。

二十年经济成就，构成了“再论经济自信”的第一重底气：湖南的问题从来不是“没有增长”，而是增长的方式正在经历深刻的时代性切换。近年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58.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43.8%，低空经济适飞空域占比跃升至75.5%、居全国第一——新质生产力正呈星火燎原之势。而经济成就之外，湖南更在科技储备、人力资源外溢、湘籍企业家群体等“溢出效应”维度积蓄着独特禀赋。

二、“浮云”之辨：跌出前十是周期波动而非失速

正确认识湖南当前的“跌出前十”，是“再论经济自信”的前提。对此，舆论已经给出密集解读。主流媒体多从宏观结构着眼，把原因归结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青黄不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支柱遭遇行业周期性低谷，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亿元）被安徽（10661亿元）反超1160余亿元；新兴产业虽在成长，但规模尚小、难以补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2.6%、高技术制造业仅4.0%，远低于安徽的12.4%和44.6%；加之长沙“一城独大”（占全省GDP的28.7%）。自媒体则更直指深层：或言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冶金材料等“老三样”增长见顶、对新赛道“不够敏感”，或言发展思维固化、陷入路径依赖，或言人口“失血”——2021至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153.39万人、流失的又多是25-40岁的黄金劳动力。概括起来，不外乎产业结构性矛盾、区域发展失衡、人口持续流失三个关键词。这些观察并非全无道理，但它们捕捉的，更多是“浮云”的纹理，而非“日月”的方向。浮云之所以是浮云，在于它遮蔽的是短期波动，而非长期趋势——把2.7%的账面增速简单解读为“失速”，恰恰是没有看清新技术革命时代经济增长的真实形态。

其一，跌出前十发生在通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是经济大周期波动的正常现象。经济增长从来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每一次通用技术革命——从蒸汽机到电力，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都伴随着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重建，宏观统计数据在这个“创造性破坏”的窗口期，往往呈现“增速下行、结构上行”的悖论性图景。1987年，索洛曾感叹“计算机无处不在，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今天，人工智能正遭遇同样的“统计性消失”。高盛2026年系列报告揭示了一个全球性规律：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遵循“J型曲线”，通用技术对生产率的全面提升需要约20年，AI真正的宏观经济效益可能要延至2030年代初期至中期才能全面兑现——电力用了约40年、IT用了约10年，才走出“生产率悖论”。在此期间，GDP增速的阶段性放缓并非经济失速，而是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成本支付期（见图4）。

图4：图灵陷阱，AI生产率兑现的“J型曲线”（示意）

其二，账面增速被“图灵陷阱”系统性低估。传统GDP体系设计于20世纪30年代，计量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或消费者剩余。在AI时代，这一局限产生了五种叠加的统计偏差：首先，AI带来的质量改善不可见——企业引入AI客服后处理速度提升14%、错误率大幅下降，服务定价却未变，质量跃升在GDP中为零；其次，效率替代的“通缩效应”——“2名分析师＋AI”替代10名分析师，GDP中少了8份工资性收入，实际产出却不降反升；再次，零价格数字产品无法计入——免费版大模型、开源代码创造着实实在在的价值，却天然游离于统计之外；第四，无形资本投资大量遗漏——伴随AI部署的数据治理、流程再造、组织重构等无形投资可达有形IT投资的3至10倍，均未进入统计视野；第五，时间节省价值的隐匿——AI在5分钟内完成原本3天的影像分析，这种效率革命在以价格为锚的GDP体系中完全不可见。有经济学家将其概括为“幽灵GDP”，拉尔斯·特维德更是直言“GDP正在失效”。对湖南而言，这意味着：当全省高技术制造业以远快于传统产业的增速扩张、规上服务业利润增长18.0%、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2.62%时，2.7%这个数字所承载的真实经济动能，远非账面所能度量。不是经济没有增长，而是增长换了跑道，旧跑道的计速器无法准确测量新跑道上的加速度。

其三，跌出前十的本质，是新旧动能转换的“K型分化”。2026年上半年湖南经济呈现鲜明的结构性分化：新动能“向上翼”强劲——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增长43.2%、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35.5%、新一代信息技术开票销售增长25.7%、传感器产量增长22.1%；旧动能“向下翼”深度收缩——房地产投资下降20.0%、商业营业用房投资下降43.9%、房屋竣工面积下降59.6%（见图5）。工程机械、有色金属、建材等传统支柱与房地产、大宗商品周期深度绑定，“新不足以补旧、增不足以补减”的换挡阵痛，是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体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都必然经历的阶段。这种K型格局并非湖南经济“出了问题”的症候，恰恰相反，它是经济结构从工业时代的“单引擎”向智能时代的“多引擎”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图景。

图5：湖南产业维度K型分化（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化并非孤立于产业一隅，而是沿需求、区域、收入三个渠道向外延伸：需求侧，外需与内需背离——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出口增长5.2%、进口增长24.3%，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2%、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4%；区域上，长沙首位度高达28.7%，与大湘西地区形成明显差距；收入上，规上服务业利润增长18.0%与房地产业利润深度下滑形成鲜明反差。这个多维度的K型分化，共同指向一个判断：湖南正处在旧动能加速退潮、新动能尚未全面接棒的“攻守交替”窗口。

由此，我们对“跌出前十”作出冷静判断：这是一个大周期节点上的“换挡顿挫”，而非发展动力的衰竭。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还在运行旧跑道的计速器上的数字，而是新跑道上正在展开的竞速格局。

三、行动自信：敢于刀刃向内正视真实问题

自信从来不是对差距的回避，而是对差距的正视。二十年前，我们在《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中专设“审视差距激信心”一章，主张“知耻近乎勇”“差距就是潜力、就是空间”；二十年后，这种“知耻”的清醒非但不能丢，反而更应成为“再论经济自信”的题中之义——正视真实存在的问题、敢于刀刃向内直指问题根源，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是一种比口头宣示更可贵的“行动自信”。因为只有足够自信，才敢于正视差距；只有探究到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才能把差距真正转化为潜力。

我们课题组最近做了一个实证研究，依据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中部五省69市483个观测、湖南122县704个观测，2015-2024年），湖南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可归结为六条。

其一，财政结构性失衡——中部最脆弱的财政底座。湖南财政自给率36.2%，中部五省最低；政府关联债务约3.8万亿元，占GDP约72%；土地财政依赖度曾达53.9%，居全国第五。县域回归显示，财政缺口对增长的损害主要不是“减少投资”，而是“降低投资效率”（系数-0.1219，p=0.001）——“财政透支-效率下降-税基萎缩”的负向循环，是湖南县市发展困境的底层约束。

其二，“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空心化的隐忧。湖南二产占比36.0%，中部最低；三产占比偏高。计量结果更耐人寻味：三产占比的快速上升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系数-0.0494）——湖南的“高三产、低二产”不是产业升级的“后工业化”，而是制造业尚未完成升级迭代时的“被动服务业化”。

其三，投资效率递减——“铺摊子”式扩张已失效。县域层面，投资率对人均GDP增速的拉动已不显著（系数0.0166，p=0.199）；省级测算，湖南每创造1元新增GDP需约3.8元固定资产投资，高于湖北（3.2元）、安徽（2.9元）。大量县级投资只形成一次性GDP流量，留下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与低效资产，让一些县极有可能陷入“低水平循环陷阱”。

其四，创新转化断裂——“投入不低、转化不力”。湖南研发投入强度2.62%，居中部第二；但专利密度（件/亿元GDP）仅为安徽的42.7%。计量显示，科学支出、教育支出对增长高度显著为正，而专利数量本身不自动转化为增长——湖南的短板不在“科研投入不足”，而在“从实验室到产业的死亡谷”：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体制内创业、中试平台、风险资本四大环节的制度供给不足。

其五，人才与资本“双外流”——互为镜像的漏损。湘籍在外人员超过1200万；贷存比处中下水平，金融资源在长沙的过度集中未有效回流实体经济，形成“金融虹吸”而非“金融辐射”。人才追逐更大平台、资本追逐更高回报，二者在逻辑上同构——都是本地缺乏足够回报的产业载体与制度生态的表现。

其六，强省会的“双面性”——虹吸大于外溢。长沙首位度由2015年约27.5%升至2025年约29.5%，其增速系统性高出省内约1.62个百分点，但同时伴随金融、人才上的虹吸——长沙是湖南参与全国竞争的“极核”，其增长势能却未有效转化为周边市州的外溢。

图6：湖南与中部省份的结构性指标对比

图7：湖南发展“数量驱动”与“效率驱动”的计量分界（关键回归系数）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湖南经济存在的问题更多是制度性原因——产业布局与转型滞后、“百园一面”的县市同质化竞争、政绩观偏差催生的“仪式型经济”、干部考核的“显绩”偏好。这些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湖南的困境本质上是“制度质量”落后于“资源禀赋”。我们今天短期面临的发展困境不是投入不足，而是投入的配置效率——财政、资本、土地、人才四大要素的配置机制，尚未完成从“数量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轨。

把问题讲透，本身就是把差距转化为潜力的开始。这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说明：湖南的问题不是“天赋不足”，而是“配置效率”问题，是可以通过刀刃向内的制度变革解决的。这正是湖南人可以“充满经济自信”的更深一层底气。

四、“日月”之光：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与能力

排名是浮云，发展的潜力与引领的能力才是“日月”。经济自信，最终要落到“湖南能不能”的问题上——能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继续走在前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份底气来自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国家对湖南高质量发展有明确的战略定位。2013年，中央赋予湖南“一带一部”的空间战略定位——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精准标定了湖南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区位优势；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进一步擘画“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要求湖南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从“一带一部”到“三高四新”，前者是空间定位，后者是发展路径与目标，国家对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期待始终是“挑大梁、走前列”。

第二，湖南拥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全省“4×4”现代化产业体系已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四大未来产业，并延伸布局未来能源。湖南的比较优势可概括为“承东启西、接湾连江”：一是先进制造底座厚实，长沙工程机械、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两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未来产业“知识＋制造并重”赛道的后端放大环节提供了中部最坚实的制造承接能力；二是科教策源与未来产业高度对应，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集群直接对接五大赛道；三是区位与成本优势明显，长沙与大湾区核心城市处于“3小时高铁经济圈”，综合商务成本显著更低、用地空间充足，正成为大湾区未来产业“从样品到产品”的放大基地。在特色赛道上，湖南避“通用大模型正面竞争”之短、扬“算力＋场景＋制造”之长，主攻全国首个音视频AI大模型、智能网联汽车与工程机械智能化，在生物育种、量子精密测量、碳基材料、固态电池等细分方向塑造不可替代性。

第三，湖南正在不断优化区域空间发展格局。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湖南北接长江经济带、南连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部崛起战略要冲，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枢纽。省委、省政府正着力构建“一圈两副三带多点”城镇空间格局，推动区域格局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化：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一圈”核心，支持岳阳、衡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2021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两个《意见》首次确立，2026年8月湘政办发〔2026〕39号文件“二次加码”，从深化放权赋能（“能放尽放”）、提升战略保供能力（岳阳国家粮食物流核心枢纽、衡阳关键节点城市）、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岳阳现代石化、衡阳盐卤化工新材料、输变电装备、核技术应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打造省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到强化要素保障（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省级留成增量50%奖励市县）等十个方面赋能“两副”，一个层级更加优化、支撑更加有力的城市体系正在成形。

第四，湖南具备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科教和人才资源。全省拥有国防科大（天河超算、北斗、量子）、中南大学（有色冶金、粉末冶金、湘雅医学）、湖南大学（超级计算、智能网联）、长沙理工大学（电力储能）、湖南农业大学（生物育种、岳麓山实验室种业）等高校策源体系，与四大未来产业高度对应；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8万家，累计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015家、拥有3个全球“灯塔工厂”，在北斗产业、功率半导体、传感器等领域形成全国影响力；湘籍两院院士达140余位、居全国第四，是名副其实的“院士输出大省”。这一“高校集群—产业赛道”高度对应的科教禀赋，是湖南区别于多数中部省份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湖南有引领创新的湘籍企业家群体。深圳以约2000平方公里面积、40余年时间创造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湖南人正是这一“深圳奇迹”的重要创造者和引领者：在粤湘籍常住人口超500万、其中常住深圳约146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华为从芯片（何庭波）、操作系统（陈海波）到无线与终端（徐直军）的核心链条上均有湖南人出任关键角色；张小龙（微信）、宿华（快手）、姚劲波（58同城）、唐岩（陌陌）、熊晓鸽（IDG资本）等互联网湘军，占据了社交与短视频版图的半壁江山；李泽湘（大疆）、汪建（华大基因）、周群飞（蓝思科技）则分别在硬科技、生命科学、精密制造赛道书写创业传奇（见图8）。与此同时，湖南年创劳务收入5000亿元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规模达1697.7万人，这支历经市场淬炼的产业大军，正是返乡创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坚实基础。

图8：湖南人才外流与湘籍精英地图（扩展版）

第六，湖南正加速文化和科技、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湖南是文化大省，“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享誉全国，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中国V谷”）是全国重要的视频文创产业高地，“文化＋科技”正催生数字文创新业态；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红色圣地韶山、历史文化名城凤凰、五岳之南岳衡山等文旅资源交相辉映。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一个千亿级的消费市场，更是以工业设计、品牌塑造、数字营销赋能制造业、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软实力——这正是湖南从“制造”走向“智造”“创造”的文化支撑。

这六个方面——战略定位、产业基础、区域格局、科教人才、企业家群体、文化科技融合——互为支撑、彼此呼应，共同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湖南能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继续走在前列？答案是肯定的——湖南既有潜力，也有能力。潜力，是这些尚未充分释放的资源禀赋；能力，是将其高效配置、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的制度与行动。浮云遮不住日月，湖南长期向好的根基与奋起的决心，正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最可依凭的“日月之光”。

五、奋楫扬帆：从“观念自信”迈向“结构自信”

“再论”之于“初论”，区别不在于要不要自信，而在于在怎样的时代坐标上自信。二十年前，我们要破除的是“湖南人不会搞经济”的心理阴影，实现从“政治自信、军事自信”向“经济自信”的观念转换；其要义，凝为一句“心态影响观念，观念引导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也凝为一句“不超速发展，就只能超速落后”。二十年后，这两句话依然是湖南的座右铭——但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它们的落点必须升级：湖南人要充满的，不再只是“敢不敢搞经济”的观念自信，更是“会不会转结构、改制度”的结构自信与制度自信。

“二十年答卷”给出答案，湖南的问题从来不是“没有增长”；“浮云之辨”说明，2026年上半年2.7%的增速，不应被简单解读为“经济失速”的信号，而应被视为旧增长模式“续航力耗尽”的终局确认——在这个意义上，2.7%是湖南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临界时刻，它迫使全省上下在压力下，真正开始构建新的增长逻辑；湖南并不缺乏战略定位、产业基础、科教人才与企业家群体，缺的只是把它们高效配置起来的制度生态。

当要素驱动型增长的“低垂果实”被采摘殆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必须从“资源的投入量”切换到“制度的质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上限，越来越不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禀赋，而取决于其制度设计能否高效配置那些资源。未来五到十年的改革清单是漫长而艰难的：财政支出结构的重塑、园区差异化重组、债务化解与存量资产盘活、人才回流通道的制度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的培育、干部考核体系的根本性改革——每一项都涉及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惯性突破。

因此，在新技术革命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湖南人的经济自信，必须落到三个层面。

于政府，是一种刀刃向内、敢于打破制度惯性的改革自信。转轨成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制定了漂亮的规划文件，而在于是否有勇气打破那些曾经为湖南带来增长、如今却形成拖累的制度惯性——无论是财政纪律、政绩考核，还是产业组织、人才政策。把“一带一部”的区位势能转化为承接的制度动能，把“三高四新”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园区差异化重组、债务化解、成果转化生态等一项项可落地的改革。

于企业家群体，是一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业自信。500万在粤湘籍人口、140余位湘籍两院院士，华为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的湘籍骨干，张小龙、宿华、姚劲波等互联网湘军，早已用行动证明：湖南人的创新基因与创业精神，从来都在。今天要做的，是承接大湾区制造后端、算力西迁，在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未来能源五大特色赛道上塑造不可替代性，把“隐性资产”转化为本土产业竞争力。

于广大群众，是一种把发展成果落到实处的民生自信。经济自信，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自信。以就业友好型产业政策托住饭碗，以再培训与岗位转移衔接防范AI“替代螺旋”、化解“资历断崖”，以财政转移支付托底弥合收入分化，让682万脱贫群众、7300万湖湘儿女在转型阵痛中依然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样的自信，才是有根的自信。

这三个层面的自信，落到行动上，就是民生保障“托底”与产业转型升级“突围”的双轨并行：托底稳住的是转型期的民心与底线，突围打开的是长远期的空间与后劲。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湖南能否成功完成这一制度性转轨，将决定这个拥有7300万人口的中部大省在下一个十年的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坚信，基于湖南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人才技术，只要政府、企业家群体、广大群众三个层面同向发力、充满经济自信，湖南经济就完全有信心、有条件在“十五五”期间重新回到全国前十位，并在此后走得更加稳健、更加自信。

不畏浮云遮望眼，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从来就是湖南人基因深处的勇毅与自信。

附注：本文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及湖南省历年统计公报（含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2025年统计公报）、湖南省统计局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