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爷爷老红军邱延明

□邱伟

小时候，我是有些怕爷爷的。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爷爷总是沉默寡言，像一座生着青苔的旧石碑，立在湘钢耐火材料厂老家属区的那栋红砖房里。他最让人敬畏的，是那只右眼。黑眼珠稍稍偏向外侧，好像总在往旁边看，与左眼端端正正停在正中的黑眼珠不一样。每次全家围在一起吃饭，他偶尔会因为低头而侧过脸，那只偏向外侧的黑眼珠便显得更加明显。年幼的我根本不敢直视他，总觉得爷爷的目光像是在看着别处，又像是藏着什么我说不清的东西。

爷爷对我也严格。小时候摔跤磕破了膝盖，受了委屈掉眼泪，他很少安慰，只会说一句：“男子汉，要坚强。哭，能顶什么用？”

那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甚至觉得，爷爷是个没有温度的铁石心肠。

直到我上了初中，父亲才在一个微雨的黄昏，指着爷爷挂在墙上、已经褪色的旧军装，向我揭开了那个缠绕我整个童年的谜团。

“你爷爷的右眼，是在长征路上被打瞎的。”父亲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我这才第一次知道，那只让我害怕了许多年的眼睛，原来藏着一段我从未真正走近的历史。

邱延明在军队时的照片。

爷爷本名邱延明，1912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攸县黄丰桥燕山桃源冲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告诉我，爷爷年轻时是个硬骨头，他少年时期参加革命，此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红军队伍，当过机枪手、班长、排长。后来，他跟随部队走上长征路。

爷爷很少向晚辈细说战争。有一次爷爷喝了一点米酒，借着酒劲，他同父亲讲起了1934年4月的沙市伏击战。

那一年，红军在江西永新沙市设伏，爷爷当时是一名机枪手。为了占据伏击高点，他抱着重机枪在泥泞的山路上攀爬。当国民党军进入伏击圈时，爷爷率先扣动了扳机，枪法神准，打得敌人抬不起头。可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手臂，鲜血汩汩地往外涌。

“你爷爷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父亲比划着说，“他随手撕下衣袖，胡乱缠了两圈，咬着牙继续飞奔到火力点，硬是把敌人压了回去。”那一仗，红军全歼了敌人一个旅，毙伤敌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

1935年，爷爷随军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他历任班长、排长、机枪排长，手里的重机枪，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关于爷爷失去右眼的具体场景，父亲也是后来听老战友回忆才拼凑完整的。那是在长征途中的一场遭遇战，敌人的流弹像密雨般飞来。爷爷正趴在掩体后指挥机枪排压制敌人，一发子弹擦着他的右眼飞过，瞬间血肉模糊。卫生员冲上来要给他包扎，他却一把推开，用仅剩的左眼死死盯着前方，嘶哑着嗓子吼道：“别管我！机枪不能停！”

就是在那一天，爷爷永远失去了右眼。但他保住了阵地，也保住了战友们的命。

长征结束后，爷爷装上了义眼。可那时的义眼技术有限，黑眼珠的位置不够精准，便成了我童年记忆里那只“总在看向别处”的眼睛。

小时候，我只看见了它的不同。长大以后才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有时也是一部历史。

爷爷还讲过一次过雪山的经历。

“那山，高得连鸟都飞不过去。”爷爷曾这样形容。过雪山时，作为机枪排长，爷爷和两名战士抬着一挺重机枪艰难跋涉。草鞋早就被冰雪裹得梆硬，脚冻得像两块失去知觉的木头，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年轻战士脚底打滑，身体猛地向下坠去。那是一处悬崖，如果连人带枪摔下去，绝无生还的可能。

“别慌！稳住脚下，一定要站稳！”爷爷作为领头人，强压着心底的恐惧，用尽全身力气稳住重心，死死拽住战友的绑腿。在那生死悬于一线的瞬间，三个人咬紧牙关，硬生生地在悬崖边缘稳住了身形。最终，他们化险为夷，保住了三条命，也保住了那挺重机枪。

邱延明（前排左二）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活动。

事情说起来，不过几句话。但后来我越来越记得这个细节。长征为什么能够走到最后？一个人或许可以咬牙走十里、百里，可一支队伍为什么能够在围追堵截、缺衣少食甚至不断牺牲的情况下，一直向前？

仅仅用“坚强”两个字，其实还不足以解释他们走过的路。

看起来，长征是一支队伍在行军。往深处看，其实是一个人托着另一个人，一群人托着另一群人。信仰、责任、以及战友之间的相互支撑，让许多个普通人汇成了一支能够翻山越岭的队伍。

这或许也是我后来重新理解爷爷的钥匙。

邱延明和家人在一起。

长征结束后，他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工作。身份换了，生活也安定下来，但战争年代留下的一些习惯始终没有变。

他舍不得扔任何一件旧军装，哪怕领口磨破了、袖口起了毛边，也要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他有一个上了锁的小木匣，里面珍藏着几枚勋章和几块褪色的红布条。小时候我曾好奇地想打开看看，却被他严厉地喝止。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普通的物件，那是他用一只眼睛和无数战友的生命换来的信仰。

1994年，爷爷去世。爷爷临终前，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他用那只完好的左眼，久久地凝视着守在床边的父亲和我。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财产或后事的交代，只是用枯瘦的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胸口，然后指了指墙上那件旧军装。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爷爷那句无声嘱托的真正含义。他不是不爱我们，他只是把最深沉的爱，化作了对后辈最严苛的期许。他怕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忘了来时的路，忘了那些在雪山草地里倒下的年轻生命，忘了这太平盛世是用怎样的代价换来的。

如今，爷爷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那只偏向外侧的黑眼珠，成了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

每当生活中遇到挫折，或是想要退缩抱怨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爷爷在悬崖边死死拽住战友绑腿的画面，总会想起他在枪林弹雨中撕下衣袖包扎伤口的决绝。那只眼睛，仿佛穿越了九十年的时光，提醒着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丢掉骨子里的那份坚韧与担当。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九十年前，无数像爷爷一样的红军战士，用血肉之躯丈量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用信仰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九十年后的今天，硝烟早已散去，雪山草地也换了新颜，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

它不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也不在泛黄的历史教科书中。它就在爷爷那只望向远方的眼睛里，在他临终前敲击胸口的指尖上，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迎难而上的普通人心中。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我们或许不需要抬着重机枪翻越雪山，也不必在枪林弹雨中守住阵地。但同样需要我们在面对时代的洪流时，稳住脚下的每一步；在面对困难与诱惑时，守住心中的信仰与底线。

小时候，我总觉得爷爷那只眼睛望向别处。

长大以后，我常常觉得，它其实一直望向很远的地方。

那里有他走过的山河，有没有走出雪山草地的战友，有一个年轻红军曾经相信并为之奋斗的未来，也有后来出生、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我们。

（作者系老红军邱延明孙子，200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