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翼

传统的思政课，大多发生在教室里。黑板、讲台、座位，四十五分钟，一个人讲，一群人听。依托课本、系统讲授、逻辑铺陈、理论溯源，离不开课堂这个主阵地。但问题在于，如果思政教育只在教室里发生，那它注定覆盖不了年轻人的“生活半径”。

今天的“Z世代”，成长场景早已不限于校园。他们的信息获取来自抖音、B站、小红书，他们的社交发生在线上社群、兴趣圈层，他们的价值判断形成于一次次真实的社会接触之中。而思政教育如果还守着三尺讲台，等着学生“走进来”，不主动“走出去”，那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大多数育人的场景和时机。

这正是“大思政课”理念提出的现实依据。所谓“大”，不是教室更大、课时更多，而是格局之大、视野之大、课堂之大，把思政教育的边界从教室拓展到社会，从书本延伸到生活，从单一学科融合进多重视角。

近年来，“行走的思政课”蔚然成风。有学校把课堂搬到岳麓书院、橘子洲头，让学生在“活着的风景”中感悟历史的选择；有学校组织学生赴红色文化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还原烽火岁月；还有学校开展“模拟政协”“社区议事厅”，让学生在协商中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含义。这些探索的重点在于，让学生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从“听别人讲故事”变成“自己去找答案”。比如湖南特色研学品牌“我的韶山行”，便是行走思政课的生动实践。踏访伟人故里、凝望红色热土，学生在实地寻访中读懂初心使命，把纸上的党史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精神力量。

场景转换的背后，是教育逻辑的深刻转变。

教室里的思政课，逻辑是“告知”，我把道理讲给你听，你记住它、理解它。而社会大课堂的逻辑是“发现”，你走进真实的世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想，然后自己得出那个结论。这两种逻辑并非对立，但后者显然更贴近年轻人的认知习惯。

想要读懂“人间烟火”，劳动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有些学校让学生走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在与普通劳动者的对话中理解“劳动最光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坚持。这种体验带来的心灵触动，远胜于课堂上关于劳动价值的任何精彩讲述。

线下实景之外，线上“数字课堂”同样潜力无限。线上红色展馆、VR革命遗址、AR党史互动，技术正在解决实际问题，即如何让年轻人在自己习惯的数字空间里，与历史、与理论、与信仰产生真实连接。当学生戴上VR眼镜“亲临”开国大典现场，那种“在场感”带来的情感共振，是文字和图片难以替代的。

当然，走出教室不等于放弃深度。社会大课堂的优势在于“鲜活”，但也暗藏“碎片化”的短板与风险。一次参观、一场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提炼和价值的升华，就可能沦为“游而不学”。所以“大思政课”不是用社会体验取代理论教学，而是让两者形成互补，课堂给框架、给方法，社会给材料、给体验，两者结合，道理才能真正立得住、传得开、入得心。

教室有边界，教育无边界。思政课的课堂，本就应该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每天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是年轻人脚下正在走的路。把门打开，把课堂变大，把思政教育从“黑板上的道理”变成“行走中的感悟”，它就有了穿透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